刘晨光：植根中华文明沃土的“中国方案”

“中国方案”是在从世情、国情、党情实际出发的“中国道路”实践中，为了探索“中国问题”以及“人类问题”的答案，而形成的一整套理论体系、治理体系以及相应的内外战略和政策的总和。“中国方案”既是对更好社会制度的中国探索，也是为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治理提供的中国答案，同时具有国内国际双重意义。从文明论的视野来看，“中国方案”植根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丰沃土壤之中，葆有中华文明独具的特质和优势，这是“中国方案”之所以“能”的重要原因。

“中国方案”植根于学习型文明、大一统国家与先进团体三者有机统一的中华文明传统中

轴心时代人类文明的开创者中，可大可久且一直保持连续性的，只有中华文明。历史上，中华文明和所有别的文明一样，也经历了兴衰成败，甚至一度被外族征服，但它具有异常强大的解释和同化、学习和更新的能力。近代中国遭遇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最终选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建立新中国，探索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就是这种学习—创新型文明的体现。“中国方案”在不断的学习和创新中保持恒久的生机活力。

中华文明葆有大一统国家的政治理想，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大一统国家的持续重建史。殷周之变意义重大，实质虽仍是封建贵族制，但将宗权合于君权，尊王即是尊一统。秦朝确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汉承秦制，推尊儒术，杂霸王道而用之，奠定相沿两千多年的制度格局。辛亥革命后，民国陷入军阀分裂，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就是为了重建独立自主、统一集中的国家主权。任何无助于解决乃至有害于中国政治整合和统一问题的方案，最终都会失败。“中国方案”提供了一元化的思想指导和政治领导，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一国两制”在内的多元一体宪制，这些都是对大一统政治的继承和发扬。

中华文明对政治的理解，不仅是“统治”，更是“教化”，而且有一个先进团体担当政教使命，正是由此，学习型文明与大一统国家得以有机连接起来。儒家相信人性中的良知良能，奉行选贤任能的“贤能政治”，厚德重教，隋唐后科举制成为重要支撑。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政党，重视“觉悟”和人自身的精神力量，也更加崇尚德性的平等，强调党员干部与一般群众相互学习教育的“师生辩证法”。

“中国方案”植根于知时达变守中的中华文明道体中

一个文明的核心和精髓，是其道体。中华文明理解的“自然”，原初就是“日月之行”的变易，因此中华文明之道，体现为一种易学—辩证法。这使中华文明具有与时俱进、通达变化、持守中道的显著特征。表现在实际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不走极端、崇尚和谐，富于节制和平衡的精神。“一阴一阳之谓道”，是对中华文明之道最为形象的表述。

“中国方案”是在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中形成的，也是在根据变化的形势与任务进行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的过程中形成的。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业已具有了较为成熟的形态。比如在国家治理体系方面，“中国方案”就强调要同时注重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两只脚”、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作用，而不能有所偏废，实质上就是要形成一个相对平衡稳定，可持续有效运转的体制机制与治理结构。此外在处理很多矛盾时，“中国方案”都表现出这种不走极端、追求均衡协调的特质。比如它强调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效率与公平相结合等等。当然，由于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统一性是相对的，“中国方案”所追求的均衡协调，也就不可能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