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占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富有时代气息

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立意高远、影响深广。三年过去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势头正猛，有许多可喜可贺的变化，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招大棋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全面改革、全方位开放的新阶段，而2014年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开篇布局之年，也可以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改革元年”。当前改革正处于攻坚期和深水区，没有敢于啃骨头、涉险滩的历史使命感和革命豪情难以为之，没有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精神感召力和行动号召力难以为之，没有冲破思想观念束缚、打破利益固化藩篱的改革决心和变革勇气难以为之。从政治、经济、生态等多个角度看，打好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战，京津冀都应该当仁不让、率先行动。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呼声由来已久，中央和地方也都有意推进，但却由于种种原因、重重阻力，一直处于“久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尴尬境地。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首次将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意味着京津冀协同发展必将取得实质性进展，由原先的理论构想转变为三地的实际行动。2014年也因此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元年”。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时代气息和战略意义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京津冀地区地位特殊、作用重要，党中央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其目的就是在于发挥好京津冀的战略带动作用，引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爬坡过坎、再上新台阶，为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一，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全面改革、全方位开放的重要“试验田”。改革的重点在“改机制”，而改革的难点则在“改政府”。中央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并且从中央层面成立领导小组协调相关工作，就是为了打破固有的利益藩篱，积极探索地方利益协调机制优化、政府管理科学化的有效实现形式，以及市场机制完善、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社会公共服务健全等配套改革的协调推进机制，使全面改革从顶层设计、地方创新到取得应有成效，切实产生“一竿子插到底”的改革实效。

第二，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形成我国经济“第三极”、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和实现转型升级的主要“发动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环境和内外部条件正在经历重大转变，如何在经济发展保持合理速度的前提下，实现增长动力的转换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成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以京津冀为核心的环渤海地区是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我国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积极推动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不仅能够实现京津冀的一体化发展，而且对整个环渤海地区协同发展起到标杆示范作用，这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第三极”的形成，是保持经济增长合理速度的重要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搞得好，在推进产业梯度转移的同时，能有序化解过剩产能、带动产业转型升级，必将为我国经济内涵式增长提供诸多有益的借鉴。

第三，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关键“领路人”。新型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历史任务，也是我国扩大内需最大潜力之所在。京津冀地区既有世界知名的国际化大都市，也有著名的“环京津贫困带”；既有基数巨大的本地户籍人口，也有规模庞大的外来常住人口；既有功能完善设施齐全的现代化大都市，也有偏远落后缺少保障的广大农村腹地。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利于将京津冀的“一群城市”发展成“一个城市群”，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有利于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使城镇化切实体现以人为本；有利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建设示范作用明显，为新型城镇化在全国范围内破题、落地开辟了新的道路。

第四，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实现区域经济、社会、生态和谐发展的典型“示范者”。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包含经济、社会、自然、生态等诸多因素在内的综合体系，而京津冀是我国雾霾问题最为严重的地区，全国十大污染城市占据七席，交通拥堵等问题也饱受社会诟病，因此搞好京津冀协同发展、还老百姓一片绿水蓝天，不仅关乎本地区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更关乎当地居民的基本生存环境和生存权利；另外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通过优化产业布局、完善基础设施配套以及教育、科技、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一系列措施引导人口在城市群内有序流动，为进城务工人员和大学毕业生提供更多更广阔的就业创业空间，为城乡常住居民创造更多更宜居的环境条件，有利于缓解中心城区的人口、交通、住房等压力，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