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书：历史与亲情的交响（2）

魏晋以来，书信的格式基本定型，而且出现了教人写信的书仪，直至隋唐，书仪在敦煌遗书中大量发现。这一时期的家书，像诸葛亮《诫子书》、曹操《诫子植书》、王修《诫子书》、羊枯《诫子书》、杜预《与子耽书》等，内容多为告诫劝勉子弟如何修身做人，是中国家训史上的名篇。除此之外，这一时期还有大量论政、论学、反映社会风貌的友朋书信，像曹丕的《与吴质书》和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均为反映当时社会风习与朋友亲情的典范之作。前者文辞优美，情感真挚；后者洋洋1800余言，引经据典，笔锋犀利，把作者不慕官位、疏远荣华、拒绝流俗、顺意率真、安静恬淡、追求“无为”的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封书信也成为研究“竹林七贤”的重要文献。

历经唐、宋、元、明、清，社会生活不断发生剧烈的变化，家书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同时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家书进入文人的文集，各个时代名篇佳作迭出，像唐代卢氏的《训子崔元玮书》、李华的《与弟莒书》，北宋欧阳修的《与十二侄》、司马光《与侄书》、黄庭坚的《与四弟书》，明代李应升的《戒子书》、周怡的《勉谕儿辈》等。到了清代，家书遗存则更为丰富，如纪晓岚、郑燮、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胡林翼、左宗棠、张之洞等名人的家书，徽商、晋商的家书，闽粤侨批（即华侨家书），乃至普通人的家书，使后人在触摸清人内心世界和情感脉搏的同时，打开了清朝社会历史的另一扇窗口。

晚清民国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新陈代谢。作为社会变迁的历史见证，家书凝结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和复杂的情感。近代邮政的引进，使更多的人拥有了传递家书的可能，收递家书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家书的内容更加丰富，除应酬交游唱和外，不乏表露心迹和记载史事之作，史料价值较高。像《曾国藩家书》《梁启超家书》《傅雷家书》等已成为妇孺皆知的经典，在阅读市场长盛不衰。

家书有双重遗产性质

时光荏苒，20世纪90年代以降，手机、电子邮件、短信、微信等新的通信方式汹涌而来，它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侵占了传统家书的领地，家书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家书所承载的历史与亲情的双重记忆已渐行渐远。然而，家书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种文体和文献，并没有人把它看作文化遗产。笔者认为，家书不仅属于文化遗产，而且兼具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双重属性。

首先，家书是一种物质文化遗产。现存家书有的是名人手迹，有的记载了重大历史事件，有的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应该属于文物。仅就我们所收集到的家书来看，像何凌汉写给兄弟的信，李鸿章写给兄长的信，蔡锷、黄兴致石醉六书信，任鸿隽自南京临时总统府写给诸兄弟的家书，陈独秀致胡适、李大钊等信札，梁启超致胡适信札，抗战时期写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家书等，毫无疑问都是文物。

其次，家书也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家书是千百年来世代相传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表现形式，其写作、礼仪、格式、封装等都有一定的要求和规范，并且这些要求和规范已经成为家书的写作技艺，是无形的，目前正面临失传的危险。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是传承人，家书的传承人不是一两个人、一批人，也不是某一个团体和地区的人，而是全体华夏子孙，主要是拥有家书写作经验的中老年人，传承的对象是没有家书写作经验的青少年。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中办、国办近日在《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指出：“广泛开展文明家庭创建活动，挖掘和整理家训、家书文化，用优良的家风家教培育青少年”。 有关方面应抓住这一大好时机，尽快把家书纳入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的范围，组建专门团队，加大征集保护力度，系统整理家书文献，深入研究家书内涵，推动家书文化进校园、进军营、进社区、走出去，适时启动家书“申遗”工作，在全社会形成保护与传承家书文化的生动局面。

家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念和伦理规范，承载着深厚的人文情怀和民族精神。在信息科技高度发达、生活方式多姿多彩的当代中国，传统家书渐行渐远，然而，家书寄寓的历史、亲情、文学、道德、礼仪、艺术等丰富内涵却历久弥新，愈加珍贵。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家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