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尚方宝剑制度究竟是怎么回事

尚方宝剑原指中国古代由“尚方”宫署铸造，专供皇帝御用的宝剑。在古典戏剧、小说以及民间神话中，人们经常会看到用文学艺术手法反映钦差大臣手执代表皇帝权威的尚方宝剑，怒斥祸国殃民、陷害忠良的奸臣贼子罪恶，先斩后奏、动人心弦的感人情节。那么，历史上有无尚方宝剑？包拯是否真有一把皇帝御赐的尚方宝剑？明代尚方剑制度究竟是怎么回事？下面对此略加探讨，以饗读者。

宋代尚方宝剑并不普遍，包拯也没有尚方宝剑

在中国古代，“尚方”原是皇宫里掌管皇帝和皇室贵族衣、食、住、行、用具的官署“少府”辖管的一个部门，负责官员称“尚方令”，专门掌管皇帝御用刀剑之类器物。该机构始于战国，秦汉以后相沿，《后汉书》就有“尚方令一人，六百石”的记载。可见尚方宝剑就是从皇宫里铸造出来的上等宝剑。这种剑藏在尚方，用料精选，做工讲究，绘有龙凤图案，锋利无比，一剑出鞘，可以立毙骡马性命，故汉代称“尚方斩马剑”。据《汉书·朱云传》记载，朱云曾上书皇帝：“臣愿赐尚方斩马剑，断佞臣一人以厉其余。”这段史料说的是，汉成帝的老师、丞相安昌侯张禹贪赃枉法，广占良田、欺压百姓，朱云请求皇上赐尚方斩马剑斩杀张禹，以收杀一儆百的功效。但成帝认为是以下犯上，发怒之下吩咐侍卫把朱云拖出去斩首。朱云死抱皇宫栏杆不放，侍卫用力过猛，居然把他和栏杆一起扯断。幸亏旁有正直官员为朱云说好话，这才免去杀身之祸。“朱云折栏”便成为忠臣敢谏的成语典故。可见，尚方剑在两汉不被轻易赐用。《后汉书·蔡伦传》也记载，帝令中常侍蔡伦（造纸术发明者）升官尚方令，监制尚方剑。蔡伦表示“御用之器，臣庶不得私用”。

直至唐代，被皇帝授予“尚方剑”的官员大都还没有不请示皇帝，自主决断杀人之权。到了北宋，赵匡胤黄袍加身，夺取后周政权后，开始施行尚方剑，赋予少数高级将领“如朕亲临，违法专杀”的权力。据宋代《武经备要》记载：“本朝之制，大将每出讨，皆给御剑自随，有犯令者，听其专杀。”宋、辽、金三朝都有过运用赐剑专杀权的事例，但多在军政领域，主要是为了解决武将外出征战过程中，距离京师朝廷远，每事奏请，恐失战机的实际问题，这便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由来。但宋、元之前皇帝对尚方宝剑秉持慎用、军用的准则，武将的专杀权力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宋史·陈执中传》中就讲，赵匡胤赐大将曹彬尚方剑时吩咐：“副将以下，不听命者可斩”。而宋代在司法领域并不使用“尚方剑”。开封府尹包拯断案理刑用的是龙头铡（降龙）、虎头铡（伏虎）、狗头铡（斩犬），分别处置违法乱纪的皇亲国戚、贪官污吏和地痞恶霸。电视剧《包青天》中说开封府尹包公就有一把“上斩昏君、下斩佞臣”的尚方宝剑，实际是戏剧家艺术加工渲染的结果。这是由于历史上确曾有尚方宝剑，加之民众对清官的无比崇敬和期盼包青天惩恶扬善的心理所致，正如“文学作品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道理一样，历史上宋代尚方宝剑其实还不普遍。

元朝时，尚方宝剑更多作为皇权的象征和赏赐品，且有隆重的授剑仪式。元世祖忽必烈在位（1260-1294）时，道士张留孙以神奇医道治愈皇后的病，帝后大悦，尊其为天师，张留孙固辞不敢当，乃号上卿，命尚方铸宝剑以赐，建崇真宫于西京，专掌祠事。可见此时尚方剑还没有广泛用于国家政务和军事征伐。至元七年（1270年），四川、陕西发生反抗蒙古的武装叛乱，中书省臣异常忧虑，“请专戮其尤者以止盗，朝议将从之。”也就是说中书省长官丞相建议授予出征将帅尚方宝剑“专杀”权力来镇压盗寇，朝廷最高决策会议准备采纳。这时，翰林学士、侍御史高鸣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元制令天下上报死囚犯，必须报批才准行刑，这是慎重用刑、顾惜民生的做法。现在如果听从中书省的请求，“是开天下擅杀之路，害仁政甚大”。忽必烈采纳高鸣不能乱开杀戒镇压民众的建议，没有授予征伐将帅“专戮”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