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尚方宝剑制度究竟是怎么回事（3）

明后期尚方宝剑的泛用，难以挽救明朝危亡

从史实看，尚方宝剑作为专制皇权的象征和少数被皇帝倚重信任的大臣的专断用权利器，武将大量赐尚方剑以专杀和即时处理的做法，始于明代“万历三大征”时，到崇祯年间更多。万历二十年（1592年），宁夏哱拜叛乱，万历皇帝采用兵部尚书石星建议，赐总督陕甘三边军务魏学曾尚方剑督战。而魏学曾调兵包围宁夏镇却止于招抚，明廷便以甘肃巡抚叶梦熊替代魏学曾，“亦赐尚方剑”。此时明军已经围城长达半年之久。叶梦熊决河灌城，并乘哱拜内乱之际，攻破城池，“尽诛拜党及降人二千”，哱拜之子哱承恩等被绑赴京师处斩。此战的获胜，使朝廷尝到甜头，赐尚方剑也开始频繁起来。明后期袁崇焕计杀毛文龙，是成功运用尚方剑的经典案例。

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初五，蓟辽督师袁崇焕经过周密部署，历数毛文龙专恣无戒、为臣不道、侵吞钱粮、好色诲淫、草菅人命、掩败为功等十二条罪状，毛文龙神丧气夺，口不能言，惟叩头求生。袁崇焕厉声说：“尔不知国法久了，若不杀尔，东江一块土，非皇上有也！”说完命将毛文龙拿下。然后问东江各官兵道：“文龙罪状明否？”各官和众兵唯唯无辞。但毛文龙账下几个心腹，称其数年劳苦，为其求情。袁厉声宣谕道：“文龙一匹夫耳，以海外之故，官至都督，满门封荫，何得籍朝廷之宠灵，期瞒朝廷，无法无天！皇上赐尚方剑，正为此也！”众官惊惧，不敢仰视。围外的兵丁，见袁崇焕威仪严整，不敢冒犯。而后，袁督师叩头请旨道：“臣今诛文龙，以肃军政。镇将中再有如文龙者，亦以是法诛之。”袁督师宣谕完之后，立即取下尚方剑，令水营都司赵不忮、何麟图监斩，令旗牌官张国柄执尚方剑，斩毛文龙于帐前。当时毛文龙兵将在帐外汹汹，但袁崇焕军威严肃，且出乎毛文龙及其部将意料之外，遂不敢犯。倘若稍加迟疑，那么毛文龙便不可能斩杀了。

后来，阉党布设陷阱，崇祯帝自毁长城，中皇太极反间计，将袁崇焕冤杀。明王朝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双重包围中陷入内外交困的绝境。崇祯帝继续使出他的杀手锏，但效用越来越微弱。他一面频频给辽东经略和巡抚以及镇压明末农民起义军的督师杨镐、杨嗣昌赐尚方宝剑，一面疑心重重，限定专杀权只限于将领瞎地范围，只能杀总兵以下的官员。杨嗣昌制定了十分狠毒的“六正四隅”围剿方略，但农民军越剿越多，势如星火燎原。最后，尚方宝剑未能挽救明朝的危亡，腐朽的明朝统治终于被农民起义推翻。

总之，尚方宝剑是中国古代人治的产物，它作为专制皇权的象征、皇帝的化身、重臣的利器，在明代曾发生过相当的效用，也被中国老百姓作为对皇权的膜拜、清官断案神器的期盼和民间惩恶扬善的良好心愿搬上戏剧与银幕。但作为封建专制皇权的产物，它不可能成为挽救腐朽王朝统治的灵丹妙药。明朝末年，尚方宝剑频赐大臣，钦差巡按四处出巡，来时惊天动地，走后昏天黑地，老百姓哭天喊地。正如毛泽东所讲：“钦差大臣满天飞！”历史再次表明，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人治产物的尚方宝剑不解决根本问题，真正解决问题还是要体现中国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和意愿。

（作者为山西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山西省社科院历史所负责人、资深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清]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1月。

②[元]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