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联盛：金融体制改革的新亮点 ——从金融视角学习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6）

其次是金融混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制度性错配。现在，我国很多金融机构有混业经营的趋势。比如，银行可以有信托牌照、证券牌照，甚至通过投贷联动得到投资项目，这就存在了金融混业经营的现象。现在，监管体系是“一行三会”，属于分业监管，这就造成了混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制度性错配。也就是说，有时候监管是相对落后的，这样金融创新就存在加杠杆的过程，而它支持实体经济部门的功能则在弱化。

2016年下半年以来，很多金融监管部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等，都对金融市场进行了非常有针对性的监管改革。这实际上也使金融资源过度膨胀的趋势得到遏制，从而使经济获得更多的金融资源。这是我们在2017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防止脱实向虚，防止金融部门的过度膨胀以及金融市场的过度交易。过度交易会给市场带来非常大的风险。2016年12月，我国国债期货出现跌停。国债本来是一种无风险资产，但是国债期货跌停，使得国债收益率上升过快，进而国债价格暴跌，使国债呈现出一种风险资产的特征。这和发达国家市场是不一样的。比如，当美国遭遇金融危机时，他的国债价格是上升的。因为美国国债被认为是全球无风险资产，当金融危机发生时，很多避险资产为了追求无风险资产都买入美国国债，所以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也就是它的利息在下降，价格却在上升。为什么美国能够这么快从全球金融危机中解脱出来？就是因为在金融危机发生的过程中，美元和美元资产特别是美国国债成为了无风险资产，全球的资金都回流到美国，这些资金可以为美国的生产、消费、投资服务。所以，我们一定要注重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建设。

在国债收益率曲线上升的过程中，2016年五年期国开债的收益率从3%上升到4%，国开行的融资成本增加了33%，这也代表国开行未来在服务实体经济的过程当中，实体部门必须至少提高33%的成本。这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2017年，我们在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上采取了多种办法，包括限制金融部门过度交易、提出鼓励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让政策性、开放性金融对“三农”提出更多支持，让保险资金更多支持实体企业，大力发展绿色金融。绿色金融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特别是支持跟绿色、环保相关的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我国也有绿色金融和绿色金融债券，但市场很多时候却不知道如何去运用它们。我国绿色金融债券的条件是非常优惠的，比如，一个项目要发行绿色债券，发行绿色债券的金额可以是整个项目金额的80%，这就代表资本金只需要20%，这对于绿色项目的发展和推进是有很大帮助的。绿色债券在发行过程中，当发行主体负债率低于75%时，发绿色债券是不占用信用额度的，所以在发绿色债券的同时还可以向银行贷款。通过绿色债券这种优惠措施来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这是2017年的一个重要任务。可以看到，现在银行间市场去杠杆、去过度交易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了。

2016年7月，以托管总金额跟贷回购金额来算，债券市场的杠杆率最高的时候超过114%，而现在，基本降到了107%。与2016年最高的杠杆率相比，债券市场杠杆率下降了七个百分点，降幅是非常大的。关于银行间的拆借交易，刚才我也提到，很多金融机构利用银行间市场定价机制的不完善，借短期资金，配置到期限更长的、收益率更高的资产中。所以说，高资产的收益率比较高，而短期资金市场的成本比较低，其间的差价就被很多金融机构赚走了。所以很多金融机构做这种交易上瘾了，就变成了交易型的金融机构。

关于同业拆借的规模，有这样一些数据。2015年2月，同业拆借一个月的交易水平是1.34万亿元，但是到了2016年7月，同业拆借就超过了9.2万亿。也就是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银行间隔夜拆借交易规模（按月度数据来说）增长了7倍。这是金融部门服务自己，金融部门空转的一个重要表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政府，特别是人民银行，从2016年8月开始逆回购（逆回购就是央行向市场投放流动性）。在这个过程中，同业拆借规模大大下降。到2017年1月，基本上降到了5万亿的水平。也就是说，在过去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隔夜拆借交易规模几乎下降了一半，可见去杠杆是非常有效的。那么，通过去杠杆把钱从金融部门“挤压”出来之后，钱会用到哪里呢？由于期现套利的可能性降低，所以钱可能更多地被配置到实体部门，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资金支持。这就是我们在2017年的一个重要任务——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

（二）发展普惠金融

“鼓励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国有大型银行要率先做到”。这与我国的普惠金融发展战略是紧密相关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发展普惠金融。所以，普惠金融战略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始就成为了一个国家战略。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让所有市场主体都能分享金融服务的雨露甘霖”。为推进普惠金融发展，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增强所有市场主体和广大人民群众对金融服务的获得感，2016年1月15日,国务院引发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经过2016年的前期政策安排以及初期部署，2017年普惠金融的实施可能要进入更加实质性的阶段。这就要求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要争取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以前有的银行是设立农村金融部，有的设立农村事业部等，但服务范围比普惠金融的服务范围要小一点，而且主要是关注农村。普惠金融关注的领域要更多一点，除了农村、农业、农民的问题之外，偏远地区居民、城乡低收入群体、中小微企业等都会成为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所以，与金融部门特别是银行部门的“三农”事业部相比，普惠金融事业部更加突出的是对偏远地区、城乡低收入阶层和中小微企业的服务功能。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普惠金融带有普惠性，普惠性就有一定的政策性。政策性就带有一定的公共服务功能或者是公共产品功能。一旦这个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就会存在一个问题——商业可持续性问题。提供服务可能会付出很多成本，收益可能比较低。比如，一家银行去服务一个只有100个人的小村落，与服务一个有100万人口的城镇相比，成本是一样的。前者成本比较高，收益比较低，所以很多金融机构不愿意做与普惠金融相关的业务。这就出现普惠金融服务不均衡、普惠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基础设施有待加强、商业可持续有待提高等问题。所以，政府就针对普惠金融出现的这些具体问题提出发展普惠金融，进一步推进普惠金融政策。在要求金融机构强化普惠金融服务功能的同时，还提出很多与以往不同的评价体系。基于这种评价体系，微观监管标准也可能会不一样。政府通过差异化的政策安排来驱动普惠金融发展，实行差别化考核评价以及支持政策，对于银行来讲就会有吸引力，这就会实现商业可持续性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