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伟志：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启思（3）

过去西学是没有地位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严夷夏大防”。因为满族人入关以后，获得政权，他们非常害怕汉族人把他们当成“夷狄”，因此当时的“文字狱”非常严酷。一句话中不小心说到“夷狄”、说到“胡”，就要满门抄斩。有一个传说，说有一个文化人，喝完酒以后，把杯子一扣，那杯子底儿上是明朝皇帝的年号，于是这个人就顺口作一首诗，“一朝得见明天子，便把壶儿放一边”，结果被人报上去以后就被满门抄斩。清廷认为“壶儿”就是“胡儿”，说这是暗指反清复明。所以开始的时候，清朝最怕别人把他说成“夷狄”。但是后来他们汉化的速度很快，慢慢地就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了，认为周围的小国都落后于自己，外国的情况根本不需要了解，所以就提倡“严夷夏大防”，要把这个界限划清楚，不许学西方的东西，连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带来的一点东西，也被禁止了，留下一点玩儿的东西，比如说故宫里的自鸣钟，圆明园里的大水法，也就是喷泉，其他有价值的东西一律禁止。我们常常有一种错觉，认为“中体西用”是文化保守主义的口号，其实不对，在当时提出这个口号是一次思想大解放，因为“中体西用”针对的是“中体中用”。后者是说我中国已经是体用俱备，自己的东西就完全够用了，绝对不承认自己还有什么不足的、落后的地方。所以最初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来，重点是在于提倡“西学”可以“为用”。要承认在若干方面西方先进，我们落后，要把人家先进的东西学过来，这需要勇气。所以最初提出来的时候争论非常激烈，冯桂芬的书大概压了十几年才出版，即使曾国藩、李鸿章支持，也不能出版。

“中体西用”提出来以后，在洋务派的一些思想家的论述当中，逐步地把“西用”的范围越扩越大，原来只是说船坚炮利、军事技术等等，后来就扩展到了民用工业、制造业，炼钢铁、铸造、开矿、运输等等一系列事项，然后还有人才培养。后来到西方考察过或者做了使节的人回来，说仅仅是“西用”不行，西学本身就是有本有末的。他们实行的是“重商富民”的政策，让民间发展实业，才富强起来的。这一条太重要了，我们一定要学，这才是根本。再进一步就是认为西方的政治体制也有它的优越性，如开议院、建学校等等，这些我们都要学。不难看出，他们心目中“西用”的范围越来越大，但是“中体”是不敢动的。无论是出自信仰的忠诚，还是策略的考虑，他们都不敢动“中体”，只是悄悄地将“中体”包括的实际内容越来越缩小，缩小为仅仅是指孔孟之道的“道统”，就是说只保留了这个“精神上的支柱”。

洋务派虽然有成绩，但是整个运动是失败的，没有挽救得了清王朝的灭亡。尤其是甲午战争，失败惨重，割地赔款，败给了本来瞧不起的日本这个小国家，而且败得一塌糊涂，多年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根本不堪一击。洋务运动并没能挽救这个危亡局面，于是就兴起了新的思潮，也就是维新变法的思潮。

以康有为为主要代表的维新变法主张，其核心是要改变政治体制，但是他们打出来的口号仍然是文化的口号，叫做“会通中西”。他们一方面要“托古改制”，说我们要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政法制度，早就有根据，孔子就是这么提倡的，所以康有为写了《孔子改制考》，以后他还写了别的书，如《新学伪经考》、《大同书》等等。另一方面，他们实际上是把西方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实例搬过来。康有为向光绪皇帝上书，里面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叫做“以俄国大彼得之心法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法为政法”，这是维新变法的真正纲要。彼得大帝的改革，东邻日本的“明治维新”，应该说都取得了很大的效果，最起码使国家富强了。而且他们实行的政治体制恰恰是君主立宪制。康有为说，我们要向欧洲学习就是学他们的君主立宪制度，但是有个捷径，就是“近学日本”。康有为的变法主张，说穿了就是如此。那个“会通中西”、“托古改制”，只是当时做宣传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