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伟志：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启思（4）

当然维新变法很短的时间就被镇压下去了，中国错过了一个实行君主立宪制、进行改良的时机。由于当时满清的贵族已经腐败透顶，以慈禧为代表的清廷任何改革都不能允许。当时康有为宣传的维新口号，的确包含了引进西方文化理念和政治体制的很多重要内容。他对“会通中西”主张，做过一种概括，叫做“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这起码表示了一个平等的态度，就是把“中”和“西”放在了平等的位置上对待，这无疑比“中体西用”论更进了一步。当然这个设想实际上没有行得通，但是当时还有比他更性急的人，最突出的代表就是严复。严复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他当过民国以后的北京大学的校长。他没有参加维新变法，也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后来倒成了拥护袁世凯当皇帝的筹安会的“六君子”之一。这个人真是个“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在维新变法期间，他的言论非常激进，最大的特点在于他提出了“文化自省”的言论和“力主西学”的主张，把康有为的口号改得更加彻底了。他说应该是“统新故而观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就是把东西中外的精华都拿出来，取精选粹，中国的“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在此”。他认为，仅仅靠我们几千年的教化学术，那不是出路了，非得放下架子来学西学不可。他在天津小报上发表了很多议论，但是没有参加戊戌变法的实际活动，所以当时清政府镇压变法派的时候，他是漏网之鱼。

可以看得出，到了维新变法时期，“中体西用”的口号已经在实质上起了变化。戊戌政变之后，维新派被镇压下去了，变法的“六君子”在菜市口被砍头，康有为、梁启超跑到国外去了。守旧派反击，出了一本叫做《翼教丛编》文集，“翼”就是鸟的翅膀，有保护的意思，“教”就是圣教，就是说要保护孔孟之道。在这个文集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守旧的攻击维新变法的言论，带头的是张之洞的《劝学篇》。张之洞当时是洋务派的首脑，本来思想还略微开明一些，也曾零星地表达过赞成康、梁主张的言论，这时候马上就态度大变。他的《劝学篇》打的旗帜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他强调的首先就是要看重“中学为体”，他攻击维新派破坏了“中学为体”、“伦理纲常”、“孔孟之道”这样的主体，所以这就成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一个新的表现。当然，张之洞还有所保留，他还是承认西学有用处，说完全不学、不用也不对，所以他在武汉也办了冶炼厂，办了一些新企业。但是他确实把西学摆在了一个次要的地位上。可见，“中体西用”的口号，作为一种文化思想，它的实质确实经过了一个演变过程。

继洋务派、维新派失败以后，又出现了新形势。义和团运动以后，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慈禧带着光绪往西跑，经过山西跑到了西安，然后讲和，再回北京来。清政府开始实行“新政”，就是清末的所谓“十年新政”。从1900年到1910年的10年“新政”期间，也办了一些事情，比如说废科举、兴学校、开工厂、修铁路，诸如此类。还派出宪政考察团到外国去考察宪政能不能实行。但实际上好多事情都是做给列强看的，就是说我也顺应列强的意图，不跟你们对着干。但是“新政”的实际效果极其差，一点也没有改变政治上落后、腐败的局面。在这期间，又有新的思想崛起，这就是“文化自省”精神的兴起、“改铸国民性”主张的盛行。

这个期间，一部分开明人士在海外，比如梁启超等人跑到了日本，他们在日本就可以随便发表议论。还有一部分人跑到了上海的租界里面，在租界里发表议论，清政府也管不住。新一轮的“文化自省”运动出现了，就是自己反省为什么我们中国这样受欺负？为什么这样受列强的欺负而没有还手之力？这样的反省就比先前康有为、严复的反省更加深入了。反省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要“改造国民性”，说我们几千年来的教育，就是教育国民只会驯服、顺从，有一种奴隶的根性。我们当前的要务，就是必须消除这种奴隶性，让广大国民觉醒起来。无论梁启超还是严复，都把这个意见说得非常尖锐。梁启超提出“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的口号，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的老师康有为正要办孔教会。而且他还有一个更加令人震惊的言论，就是说要“培养国民元气”，要消除“奴隶根性”，要想救中国就要造新国民，办法只能是“拔其木，塞其源，变数千年之学说，改四百兆之脑质”。这就是说，要改造国民的思想，把数千年来的文化专制主义培养成的国民的奴隶根性根本改变。话说的非常决绝。放在当时看，敢说出这样的话来，真是无法无天了。但他在日本，说了也没人管得住他，所以很起了些破除迷信的作用。但是应该说，不论梁启超也好，严复也好，他们对待旧有文化并没有采取完全否定的虚无主义态度，实际上他们还是尊重中国固有的文化遗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