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伟志：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启思（6）

《新青年》的主编是陈独秀。《新青年》之所有能造成非常震撼的反应，是由于它旗帜鲜明。而且它有明确的读者对象，就是面向青年。过去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一直强调唤起民众，但总是唤不大起来，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思想没有深入到群众当中去，响应者有限，很多人都不懂。陈独秀这个办法厉害，首先向青年，实际上首先是向知识青年，寄希望于知识青年。用最通俗的话讲，就是把我的思想宣传给知识青年，这样一下子就扩大了读者群，效果极其显著，产生了轰动效应。《新青年》的主旨，它有一个广告，说就是办四件事，或者说坚持四个主义，这就是：改造国民思想、讨论女子问题、改革伦理问题、提倡文学革命。

改造国民思想，晚清的梁启超、孙中山他们一路提倡下来。陈独秀他们继承了这个内容，继续提倡改造国民思想。改造国民思想是个总纲，改造的依据是法国大革命和卢梭的“天赋人权说”。在政治上就是要反对君主专制。当时有个很知名的诗人叫柳亚子，他有两句诗，可以代表民国时期大家共同的思想，叫做“误国千年仇吕政，传薪一脉拜卢梭”。吕政是指秦始皇，秦始皇本来姓嬴，叫嬴政，但是传说秦始皇是吕不韦的私生子，柳亚子就挖苦他一下，叫他吕政。这句是说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误国。下一句“传薪一脉拜卢梭”，就是说要按照卢梭的“天赋人权说”、“人权平等说”来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新青年》改造国民思想就继承了这个基本思想。他们最初打的大旗就是“人权平等说”，当时还没有直接打出民主这个旗号来，后来因为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张勋复辟，感觉到政治上的民主与君主的对立是当时的中心问题，所以就把口号改成了民主。

现在有的学者认为，我们传播的卢梭的人权观念是伪民主，真正的民主是在英国、美国。卢梭的人权学说是提倡用公众的意志来压迫个人自由，让个人自由必须服从公意，因而引起了一连串的法国大革命中的暴力革命。这说法如何，尽可以讨论，但是在民国初年，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卢梭的学说绝对是一种启蒙的思想原则。今天看来，仍然如此。当时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学说，个人自由、个性解放的观点，实现民主共和政治体制的呼吁，所有这些内容，不管怎么说都是法国大革命传来的。当时的条件，不可能很深入地研究卢梭的学说，但基本点是明确的，旗帜是鲜明的，这是总纲。

为什么要突出讨论女子问题呢？这在当时的确是个很尖锐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是从下一个问题即改革伦理问题里面抽出来的，把它突出化了。归纳一下，可以说“改造国民思想”这条总纲下面，实际上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改革伦理问题，一个是文学革命问题。总纲是提倡人权平等学说，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提倡民主与科学，分下来有两个具体的事项，一个是伦理革命，一个是文学革命。我把它概括叫做“一纲两目”，说法不一定准确，但大意是不会错的。

现在我没有办法详细介绍伦理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内容了，但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当年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抓住伦理革命这个问题入手，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道德革命最早的提出者仍然是梁启超，他在东京办报的时候就提出来要进行“道德革命”。在梁启超看来，中国从孔子以来的政治，就是伦理政治，即政治伦理化。皇上是君父，老百姓是子民，好像是一种血缘关系；反过来，也把伦理政治化了，父亲就是一家之主，就是一家的小皇帝，其他人都是奴隶。总体上说，我们中国几千年来实行的是伦理政治。中国跟欧洲不同，欧洲长期政教合一，很长时间宗教直接把持政权，但中国没有，不管皇帝、政府怎么样信佛，怎么样崇道，都没有把政权交给宗教来掌握，而经常用的统治思想是强调伦理纲常，就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所谓“纲”就是“主”，就是绝对的领导，绝对的权力。以“三纲”学说为中心的伦理纲常，是我们几千年来专制统治一直推崇的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纲领。要改变老百姓的思想状况，把“三纲”破除，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所以辛亥革命以后，有的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就说，现在皇帝退位了，可是人们思想和头脑里的皇帝还没有退位，很容易接受专制的思想。这个不奇怪。老百姓头脑里边自发地、多少年来养成的宗法的习惯，被“三纲”的伦理纲常束缚着，这个观念不改变，谁也不敢“犯上作乱”。这样一来，新的社会秩序，新的政治秩序就没办法建立，民主平等的体制就很难形成。所以在当时提倡伦理革命是很有必要的，是抓住了一个根本性的要点。所以，陈独秀才说，“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是伦理革命”。他说的这个伦理革命，内容比较宽泛，就是要把旧的一套伦理纲常的观念和秩序彻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