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伟志：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启思（5）

梁启超有代表性的新文化论，是认为“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意思很明白，是说对于我们本来固有的文化，并不是要一下子毁弃它，而是要更新它。我们本来没有的，外国人有的，凡是优秀的文化成果我们都应该吸收进来，把它加以革新，让它符合我们的需要。上下两句话，落脚点都是“而新之”。应该说这个思想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很温和。

可以看出，清朝末年文化觉醒的活动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后来的新文化运动跟它有渊源关系。很明显，它们的思路是一致的，即认定中国必须进行文化革新。

二、新文化运动的崛起

在我看来，前一段晚清时期是中国文化转型的孕育期。那时在中国大地上占统治地位的还是旧的一套，新文化还在孕育当中。而民国时期就向前推进了一步，是中国文化转型的成长期了。辛亥革命的功劳非常大，虽然南京临时政府很快就垮台了，但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没有皇帝的民主共和制的新纪元，这可是中国几千年来没有的事。新时期政治的大变动带动了文化的大变动。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过渡期：旧的制度没有完全退位，新的制度刚刚开始产生，旧的文化观念还没有退位，新的文化观念却开始登台。新旧矛盾冲突在民国初期就非常尖锐了。我用了另外一个词来形容从此开始的文化剧变，就是“裂变”这个词。鸡蛋破壳，孵出个小鸡，或者老鹰的蛋破壳，出来个小鹰。或者一个茧，一下子破了，出来一个蝴蝶。这都叫裂变。裂变，就是旧的实体破裂了，产生了一个新的实体。旧的制度破裂了，形成新的体制、新的政治、新的文化、新的经济、新的社会制度。

就文化而言，从民国时起，实际上开始了一个新过程，这就是新文化以合法的身份登台了。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宣言是完全公开的，明明白白地说，这个政府，临时约法，建立政府的纲领，完全遵照法国的《人权宣言》，是按照《人权宣言》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来施政，来制定各项措施的。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改了国号，定了新国旗，而且做了一系列体制改革、风俗改革，比如说要废除旧的纪年，改用新的年号；改革官场的体制，连称呼都要改，过去官场叫官员都叫老爷、大人，现在统统不叫了。革命党人当时有一个对自己的谦称，就是“兄弟”，“兄弟怎么样”就是说我怎么样，借以表示平等。废除男女不平等、废除缠脚。缠脚这一条，废除的是真有实效，一百多年了，到如今也没有听说哪一个主张恢复旧文化的人敢主张妇女再缠脚的。临时政府还规定了，禁止对犯人刑罚，禁止贩卖人口，发展实业，等等事项。

南京临时政府寿命可惜太短，但当时公布的章程是旗帜鲜明的，在中国具有开创性，实际影响还是不小的。当时蔡元培、宋教仁，还有后来变成汉奸的汪精卫，他们成立了一个社会改良会，也是贯彻临时政府的这个精神，力主移风易俗，进行文化改革。民国的政权虽然很快被袁世凯窃取了去，但应当承认，从当时来说，孙中山的临时政府建设新文化的思想是明确的，特别是蔡元培主持的社会改良会提出一个口号，叫做“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就是提倡反对君权、反对神权。用“人道主义”这个词听起来好像不是很确切，实际上当时他们要表达的是提倡人权平等的观念，反对君权；后半句，那很明白，就是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可以看得出，这与后来《新青年》高举民主和科学这两面大旗是有渊源关系的。只是在民国初年蔡元培他们提出的口号影响没那么大，而真正造成声势的新文化运动是以《新青年》创刊为标志的。《新青年》1914年在上海创刊，后来搬到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