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伟志：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启思（7）

进行伦理革命，把旧道德打倒，是不是旧道德就都没有用了呢？陈独秀很冷静，他认为，“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这些是公认的道德，什么时候都能用，中外古今都能用，这些不在要打倒的旧道德的范围之内，可见他不是简单地反对一切道德的虚无主义者。而且他还主张建设新道德，新道德还是用了旧的概念，比如“勤、俭、廉、洁、诚、信”，当然他对这六项的每一项都进行了新解释。有人说陈独秀主张的“伦理革命”不对，是反对一切道德的伦理虚无主义。显然这个指责是不公正的。伦理革命起的效果很大，但是它需要长时间使人的思想发生变化，因而是需要一个较长的适应过程的。当年在思想界更加引起立竿见影效应的，则是文学革命。

说到“文学革命”的口号，最早提出的也是梁启超，但是他没有实践。梁启超的文字是非常浅显的白话文，很多人都能读懂，但他没有写出什么重要的新文学作品。在新文化运动之前的清末民初，在上海、安徽、四川各地都有白话报出现，那都是文学革命的一种初步试验。真正把文学革命造成气候的，最主要的发起人是胡适。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提出来要搞白话文运动。当时他年轻气盛，填了一首《沁园春》的词，这首词的下阕非常有气势，他说：“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有人说胡适是主张文学改良的，陈独秀才是提倡文学革命的，这是个误解。最早提出文学革命口号而且造成声势的，是胡适在美国做的，而且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当时他把文学革命的八条主张列出来，写成文章，寄给陈独秀；陈独秀要发表的时候，胡适改了改题目，改成了《文学改变刍议》，这是他放低姿态，没有把口号说得那么尖锐，但内容一点都没变，还是他的文学革命的主张。随后，他又写了关于文学革命的文章，在《新青年》上发表。所以在胡适那里，其实没有文学改良与文学革命的区别。

文学革命的内容实际上包括两项，一项是文体的改革，即“白话文运动”，一项是文学内容的改革。最初，胡适是提倡从白话文入手进行文学革命，他说白话文“实在是新文学的唯一利器”，语言文字会牵扯到内容，新的文体的改革太重要了。当时一部分人坚持文言文，说这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不能动，胡适则坚持采用白话文。他的支持者有陈独秀等人。白话文运动在当时是一件轰动一时的大事，《新青年》当时就用了白话文，不但用白话文，还带来了一系列的文体改革，比如说分段落、用标点；以前的文字是竖排从右到左写，现在改成横排从左到右写；还提倡注音，提倡用通俗的话，口语可以直接写到文章里面去，反对用典故等等。当然把文言文贬得一文不值，那也不行，文言文毕竟是一项宝贵的文化遗产，而且传承了下来，很多文言文的内容也融汇到我们现在的语言和白话文当中去了，割断历史是不行的。但是这一文体的改革，在中国文化史上引起的变化是非常重大的。以白话文作为中国文体的主要表述方式，胡适、陈独秀他们的开创之功实在是很大。

现在很多人说新文化运动是全盘反传统，是割断了历史，但是没有人敢说我们的文体应该恢复只用文言文。先前有一些老先生可以用文言文写作，像陈寅恪、钱钟书等等，可是现在能够运用文言文作文写信的人都很少了。当然，提倡阅读、了解、学习文言文，吸收文言文的精华还是需要的。比如说用典，只要用的适当得体，那还是应当允许的，不应该绝对排斥。而且有些文言文体裁的作品到现在也仍然有它的生命力，甚至有难以超越的艺术水平。比如说唐诗、宋词，很难说现在我们做的新诗能够超越这个水平。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精品，这些精品是不能否认的。我们的文化传承绝不能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