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伟志：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启思（9）

他推崇的是什么呢？是中国的孔子的路向。但是他对西学也持一种开明的态度，他不是一个顽固的守旧派，他跟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人都是很好的朋友，而且他赞成民主和科学，反对君主制。这位老先生毫不含糊，他说“德莫克拉西”和科学这两大创造对人类的贡献太大了，虽然西方的文化路向错了，再走下去就是穷途末路，但是这两项创造应该吸收，中国应该“全盘接受”后再做“根本改过”。他充分肯定科学精神和“德莫克拉西”的价值，他没有把后者直接翻成民主，而是译成“自由、平等、个性解放”这样的精神，是按人权学说来做的翻译，当然包含了民主在内。

他认为中国当前应当采取的态度是：印度的态度太虚无缥渺了，我们不用。西方的文化要“全盘接受”而“根本改过”。所谓“全盘接受”的内容就是的“德莫克拉西”精神和科学精神，可见他的意思并不是真正号召要全盘西化，而是接受这个成果，而后根本改造路向，不能像欧洲那样用它追求物欲，追求眼前的利益，甚至发动战争。他还有一条，叫做“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他要把“中国的原来的态度”拿出来，主要指的是孔子的“人生态度”。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种主张前边加了一个前置词，叫做“批评的”。意思是说，现在的需要跟孔子那时候毕竟有所不同，因此也要做某些改动，这样才可以把中国引到至善至美的孔子的路上去了。他认为，就全世界来说，也是要走中国的路，走孔子的路。他认为中国文化要复兴，全世界要由东方文化来救世，总而言之是要用孔子的路向来统一全世界的文化思想。他还引用了很多西方哲学家的话，说这都是主张用孔子的人生态度来改变西方文化上的弊病的。当时他这本书一出，连着印了八版，在文化界引起了轰动，受到了文化界暴风骤雨般的批评。学西学的一些人说，你引证的西方人的这些话，人家根本不是这个意思，跟孔子根本不搭边。学中学的人说，你对孔子的思想也完全是曲解了；孔子哪儿有这么简单呢，孔子有很多奋发向上的东西，有很多斗争有为的为政、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哪儿就是你说的只是那么一味地宽厚平和、安贫乐道呢？这些批评是批评他知识上的错误。当然，从根本的理论上，很多人也做了批评。陈独秀、胡适以及后来的瞿秋白都做过批评。议论慢慢就上升到社会发展的方向的问题上去了。中国怎么能够再回到孔子的路向呢？怎么能够退化呢？中国还是要富强，还是要实现现代化的，文化思想还是要革新的。很快大革命就起来了，这一轮论争也就告一段落了。

　　三、战争年代的文化风云

学术界有的朋友有这样的说法，说我们国家陷入危难特别是遭到日本侵略之后，救亡压倒了启蒙，新文化的启蒙思想、民主思想被救亡图存的思想压下去了。这个说法恐怕不太准确。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全民族要投身到民族解放运动当中去，这没有问题，但是新文化的启蒙思想并没有就此消沉，而是在那个战乱不已的年代里面仍然有所发展。袁世凯、张勋复辟帝制失败后，北洋军阀时期出现了“军阀混战、天下大乱”的局面。没多久孙中山领导的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开始；1927年蒋介石叛变，国民大革命失败；之后，国内战争接连不断，国民党针对共产党进行反革命围剿，国民党军阀之间的战争也一直是打打停停、没完没了，蒋介石连打带拉想统一，到底也没有能够真正统一起来。内战之外又有“外战”，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了东北三省；1937年卢沟桥事变，八年抗日战争开始了。抗战胜利之后，本来可以和平一阵子，然而国民党又发动内战，我们又进行了三年解放战争，直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20多年的战争一路下来，在这个期间，当然文化的发展就会很复杂，会有很多困难，但是文化思想还是有很大的发展，有很丰富的内容。时间关系，我这里只介绍两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