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伟志：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启思（8）

新文化运动中推行的“文学革命”和“伦理革命”这两个革命，事实上都没有简单地实行文化虚无主义，当然他们为着强调革命的必要，有时候把话说得很绝对。比如陈独秀说文学革命要“推倒贵族的文学，建立国民的文学”。建立国民的文学当然不错，但是贵族的文学能够一概推倒吗？我们历史上的很多文学是贵族的，今天看来仍然很有价值，比如说屈原的词，屈原就是楚国的贵族啊。而且我们旧的文学作品里面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即使给它定性是贵族的，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它在文学和艺术上的价值，今天仍然应该珍惜、应该继承，当然其中包含的糟粕内容可以批判。所以文学革命也好，伦理革命也好，当时的人说了很多过头话，那是他们没有理清继承和革新的关系，他们把问题简单化了，认为要提倡新文化就要反对旧文化，新旧之间水火不能相容，提倡新文化的办法就是应该换个文化，把旧文化换成新文化。就是按照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立论，他们经常发表一些带有很多漏洞的过火言论。这些言论便被对手抓住了，抓得最准的是章士钊。

章士钊写了两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向《新青年》挑战。他的中心主张就是认为新旧可以调和，而且必须调和。他认为，把旧的完全打破，进行革命，来建设新文化这是不行的。他的论点有一条是“旧为新基”，就是说旧的文化是新的文化的基础，新文化是从旧文化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最简单的例证是语言文字，比如小孩子生下来说话，肯定是向大人学的，如果小孩生下来，牙牙学语的时候都能自创一种语言，那这种语言就不成其为语言了，因为它是无法交流的。所以人们必须从模仿母语开始学着说话。可见语言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文字也是如此，汉字我们也是一个字一个字学。西方文字也一样，从字母到词组，要先模仿，模仿到一定程度，才能够创新。所以章士钊就说了，你割断了新旧的联系，否认了继承性，文化就没法发展了。你把旧的基础都打掉了，那这文化就没有了。他还有一个说法是：物质上开新的必要可能胜于复旧，而在文化上复旧必要则胜于开新。不开新顶多是没有进步，可是你要把旧的基础全都毁灭了，那就把文化消灭了。章士钊的论述，其中有合理的因素，强调了人类文化本身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一个传承的过程，这个事实不能否认。当然他有一个弱点，就是没有强调与时俱进进行革新的必要，这个“旧为新基”的“旧”要不要改革呢？他避开了这个问题，实际上他自己本身有复旧的倾向，比如他就赞成文言文，反对白话文。

章士钊的第二个口号叫做“新旧杂糅”。他说“旧为新基”，出来了新的文化，可是新的里面有没有旧的因素呢？一定有的，不能是个纯粹新的东西。这也是有道理的，我们无论多么创新的思想、语言、文字、著作，哪个里面能没有旧的东西呢？我写这本书，书里面的所有的汉字都是旧有的，不会是我自己创造的，甚至于里面有些思想、有些道理、有些内容也是原来就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新的文化成果必然要包含遗留下来的某些旧的东西，所以他说“新旧杂糅”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他没有突出新东西的主体是什么？主旨是什么？在这个新的文化成果中，新旧在这儿是半斤八两吗？在新的创作、新的文化、新的成果里处于统帅地位的思想观念是什么？创新的东西居于什么地位？旧的文化遗留居于什么地位？这一切，他都没有作出解说。当然，“新旧杂糅”说，强调了文化的连续性、文化的多样性，是有合理的成分的，章士钊借此给新文化运动出了一道难题。

陈独秀他们对于章士钊的挑战，回答是坚决的。他们坚持革新文化的主张，但是有点儿强词夺理。比如陈独秀进行彻底的文化革新提出的理由是：“矫正必须过枉，不过枉不能矫正”。认为只有把旧的文化说得一塌糊涂，才能够开创文化的新局面；旧文化的统治势力太强了，不把它的坏处说的一无是处，就打不动它。这个说法在方法论上当然是偏激的，不足为训的。新文化的创造必须解决好文化的传承和革新的关系，这始终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当年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未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圆满。现在，这依然是个要妥善处理好的重大问题。

顺便说一下，在五四前后发生了两次文化路向之争，第一次是在“五四”前发生的东西文明长短之争，第二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文化路向之争”。我在这里简要介绍下后一次争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了“欧洲文明破产论”的流行，文化阵营出现了新的分化：激进者趋向于社会主义革命论，保守者趋向于“东方文化救世论”。后者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梁漱溟写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但是在他之前还有一本书是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它的基调也是讲的“欧洲文明破产”。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的议论很特别。他给文化下了一个定义，说“文化是生活的样法”；这样的用语，我们现在很不习惯，“样法”是什么呀？看他的书可以体会他的意思，他是说“文化就是人生的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就是你的人生观，就是你人生的样板、人生的法式，就是你想怎么样做人。他用了一个很罕见的“样法”一词，实际上讲的无非就是指的人生的价值观念、价值标准。按照梁漱溟的定义，他认为全世界有三种文化路向：

第一条路向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路向。这是西方的路向，就是拼命向前发展，优胜劣败，强调斗争，要追求利益。但是这个路向被证明失败了，带来的恶果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条路向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路向。这是中国的路向，以孔子为代表。孔子的言论很多，梁漱溟摘出来的，是孔子的人生态度，诸如顺应自然、调和持中、宽厚容忍、安贫乐道、与世无争，等等。他认为，孔子提倡的这个人生态度太好了。我们中国人是喜欢和平、反对战争的，是反对简单地追求物质利益的，是追求精神上的满足的。梁漱溟说，这才是至善至美的人生态度。

第三条路向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路向，以印度为代表，其实他说的是以印度佛教为代表的消极出世的思想，释迦牟尼不就是舍身喂虎吗？后来的圣雄甘地不就是自己尽量受苦吗？印度的佛教和印度文化里面有这样的因素，印度文化是梁漱溟研究的本行，不过他认为这个路向太脱离现实了，不宜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