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须“在场”：近代乡村教育改革的镜鉴（2）

以1904年在无锡发生的毁学事件为开端，捣毁新式学堂的事件在各地乡村层出不穷。据田正平先生研究，从1904年7月到1911年7月的短短7年间，在当时全国22个省中，除新疆、甘肃、东北三省等少数内陆及边远省份外，其余17个省均发生过针对新式学堂的毁学事件，总数多达170起。而且这些统计仅以“是否对新式学堂造成实际损害为选取标准，如果考虑到针对办学人员及其家庭的攻击，这一数字将会成倍增加”。（田正平：《清末毁学风潮与乡村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受挫》，《教育研究》2007年第5期）民国以后毁学事件仍不断发生。毁学事件主要是由乡间农民发起，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摧毁以新式学堂为代表的西式教育。

与新式学堂和西式教育不受农民欢迎相对应的是，作为精英们革命对象的私塾却仍旧为农民所信赖和拥护。1935年是近代新式学堂发展的高峰期，但就在这一年，据不完全统计，传统私塾仍多达101027所，塾师有101813名，学生则有1757014名（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231页）。甚至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江苏的吴县尚有私塾124所，学生1264人；（吴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吴江县志》，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第641页）湖北的江陵县也有私塾1470多所，占全县初等学校总数的98.13%，学生15876人，占当时小学生总数的64.75%。（江陵县教育志编委会编印：《江陵县教育志》，1985年，第99页）

以上事实表明，教育是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要成为鲜活的教育，就必须植根于自己的土壤。近代中国乡村教育的土壤就是农村和农民，如果离开了农村和农民谈中国的乡村教育改革，无论改革的主观愿望多么美好，改革的路径设计多么科学严密，都不可避免地要走上弯路。这也警醒我们，任何改革都必须充分尊重改革利益攸关方的意愿和利益，否则改革的挫折便不可避免，甚至可能事与愿违。令人欣慰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的改革都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我们要以此为借鉴，将今天的有益经验和以往的历史教训很好地融入乡村教育改革，既充分发挥农民的地位和作用，又让改革成果最大程度惠及广大农民，使我们的乡村教育改革取得实实在在的预期成效。

（作者：李琳琦、梁仁志，分别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的乡村教育变革研究”负责人、课题组成员，安徽师范大学教授、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