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娜：社交媒体何以实现文化自觉

社交媒体在打破以往广泛的对互联网虚拟性认知的同时，也使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产生了高度融合。社交媒体作为高度密集型互联网技术的衍生物，其是否如其他媒体一样，在文化发展与传播中具有文化自觉与文化担当的特质，想必是学者们思考乃至质疑的问题。事实上，社交媒体并非简单的传播手段和文化载体，社交媒体在发展中可以实现文化自觉，但前提是要摆脱以往对社交媒体的“工具化”理解。

观念转变：明确社交媒体与文化自觉的关系

社交媒体依托网络信息技术，以更加亲和、便携的方式，支持个体用户在日常社会生活中进行感性活动和文化实践。数亿用户通过塑造个人形象标签、赢得粉丝、追踪评价等新媒体化实践活动，在接触多样文化的同时，也为理解文化、确认文化、创新文化提供了机会与可能。

相较于其他媒体，社交媒体不是接受式的，而是参与式和体验式的。社交媒体的文化实践更多具体化为个体与群体间、个体与熟人间的情感互动、价值传递和共同参与。与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相比，每一位文化参与者的自我，是经过新媒体化的自我反思后，以日志、相册、微视频等形式呈现给他人，通过选景、拍摄、配文、表情包等方式，使文化更贴近于个体生活，并经由点赞、互动、围观、关注等方式，实现个体文化实践的群体性反馈，从而引导参与者反思自我与社会、自我与自然、自我与他人、自我与自我的意义呈现。最初接触社交媒体，人们会在头像、外表、封面、昵称、日志等方面自发思考、塑造自我，但随着对社交媒体运用和了解的深入，人们会更多从理性、情感、逻辑、信念等方面尝试自我塑造和提升，将自我及其眼中的世界以社交媒体方式加以呈现、影响他人，实现新媒体文化实践的自发与自觉之路。与此同时，社交媒体本身的技术性和媒体性、草根化和个体化特质，也使其正在经历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的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文化实践原有的主客体关系被模糊化，原有社会生活中的各类文化现象在社交媒体中实现了新的解读。就此意义而言，社交媒体作为科技发展的产物，正在推动着文化、渗透着文化、解读着文化，同时也在尝试着引领文化。

兼容并包：正确处理社交媒体中多种文化共存的关系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对外开放日益扩大、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快速发展，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在全球网络信息化过程中，全球文化中的多元文化、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多类型文化在社交媒体中交织。此阶段是确立文化主位与客位对立统一关系、实现社交媒体文化自觉的必经阶段。

文化关联着记忆和习惯、关联着人们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和情感。在文化自觉中，为了更好认识中华文化，还需借助他者力量，在与他者文化比较中，更深刻地理解本民族文化，确立主位与客位。当前的社交媒体中，强势的西方工业文化或被推崇，或被批判，或被反思，或被小视。被西方工业文化演绎呈现的文化消费、生活方式等在社交媒体中被传播。作为文化工业的一种形态，它能有效操控社会意识，扼杀个性精神。从表面看，其仅是提供娱乐，生产的精神文化产品仅是为了获取商业利益。但事实上，其标准化、极权化、一体化带来的操控感和压抑性，不仅能发挥精神催眠作用，而且会使长期沉浸其中的人感到极度空虚和痛苦而无法自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敬德保民”“和而不同”等思想理念、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与西方工业文化一道以微视频、微图片、微文、微动画等形态交织共存，相互竞合。马克思认为，“人不是由于有逃避某种事物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得到自由。”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吸收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精髓的先进分子及其所处群体，在文化共存中能较早实现自觉，社交媒体网络集群的特质使其更易汇集力量，发起批判现代工具理性的浪潮，加速自我意识解放。历史证明，落后文化总是以先进的技术方式包装自己，试图裹挟社会生活中的每个人。而人又总在试图冲破它的羁绊和束缚，努力争取全面发展和自由空间。不可否认，社交媒体文化实践既有自觉的一面，也有鲜明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因此，科学处理社交媒体中的文化共存，加速文化自觉会经历一段过程。在此期间，我们要始终“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