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斐:文艺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2)

艾斐:文艺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2)

对于文艺创作来说,一切假的、丑的、恶的,不论在一个什么样的特殊时期或出于什么原因而得以炫诩和走红,都难免要在历史和岁月的鉴别与淘洗中被涤荡和抛弃。只有创作主体自身炼成精金美玉的人品并赋有积极进取的思想风貌与精神特质,其作品才会青春永驻、生命长存,以至成为时代的旗帜、民族的徽记和历史的标识。所谓经典,往往就是这样形成的。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一定要“遵循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牢记文化责任和社会担当,正确把握艺术个性和社会道德的关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严肃认真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要珍惜自己的社会形象,在市场经济大潮面前耐得住寂寞、稳得住心神,不为一时之利而动摇、不为一时之誉而急躁,不当市场的奴隶,敢于向炫富竞奢的浮夸说‘不’,向低俗媚俗的炒作说‘不’,向见利忘义的陋行说‘不’。要以深厚的文化修养、高尚的人格魅力、文质兼美的作品赢得尊重,成为先进文化的践行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

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怀着拳拳之心与殷殷之意,诫勉和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重要路径和关键步骤之一,就是要面对市场经济大潮而能耐得住寂寞,稳得住心神,不趋利、不浮躁、不媚俗、不炒作、不炫富竞奢、不当市场的奴隶。这里有一个关键所在,即文艺家对待“利”的态度,就是要处理好趋利与为文的关系。文艺家作为社会文明和精神高地的建构者,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如果跨越不了“利”的门槛,被“利”所羁绊、所缠绕,那他的道德、精神和创作就会全面崩溃、一败涂地。因为文艺家一旦被牟利的私欲所控制、所驱动,就会放弃创新和弘扬精神文明的责任,就必然要蚕食和崩隳为人为文的底线,以至于完全走向反面,成为思想秽物和精神垃圾的制造者与传播者。文艺创作的天性和天职,从来就是要以思想的粹质、精神的光耀、道德的花环和艺术的美感来塑造人格、净化灵魂、提升精神。

作为农民出身的作家,赵树理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上什么“文坛”,他只想支一个小小的“文摊”,用老百姓最喜欢的形式和语言写老百姓最为切身的人物与事件。可没想到,他的作品不仅名扬世界,广为传播,而且一连创造了许多个奇迹,发行量和影响力都得到了破天荒的大提升与新突破。《小二黑结婚》于出版当年仅在500万人口不到的太行区就发行了近5万册,而且还被数以百计的剧团纷纷以各种形式搬上舞台,并以多种译本走向世界的四面八方。《李有才板话》刚一脱稿,在很短时间里就被京、沪、穗、港多家出版社争相再版达38次之多。他的作品不仅老百姓喜欢读,还成了许多领导人和文化人的最爱。

读过赵树理作品的人,无不对之作出极高的评价。有人认为,在此之前,“新文学的圈子狭小得可怜,真正喜欢看这种东西的人,大部分是学这种东西的人”,乃至“新文学只在极少数人中间转来转去,根本打不进农民中去”,而中国却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到总人口的80%以上。孙犁作为同行,更是深有体会地说,赵树理以其质朴和真诚“突破了此前一直很难解决的文学大众化的难关”。赵树理的创作被认为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人民日报》还专题发表《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一文。他成为在中国作家协会大会上众口一词的写农村农民的“铁笔圣手”。一位名叫贝尔登的美国记者在其《中国震撼世界》的新闻报道中不无纳罕地写道:赵树理“可能是共产党地区中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了”。

赵树理获得巨大名声后,其态度和表现只有八个字,那就是:淡然、赧然、谦然、奋然。他没有把名声当作“资本”,而是更加贴近人民、奋发创作,怀着高度的自觉与自信深入生活、淬冶精品,用文学创作为国家建设效力、为人民群众服务。此间,由于作品的发行量大,世界各国的译本也渐多,像长篇小说《三里湾》,仅在苏联就用6种文字翻译出版多达14次,总印数逾百万册。如此这般,赵树理的稿费收入也便随之而越来越多。这让赵树理为难了、不安了,他在潜意识中从来就认为这些钱不应该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党,属于祖国和人民。因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国家干部,受党的培养和国家的“供养”,是“公家人”。写作是为党、人民和国家工作的一种形式,而工作有工资,工资之外的稿费收入当然不应当属于自己,而理当属于国家和人民。就这样,赵树理主动不再在机关领工资了,出差回来也不再去财务处报销了。他的理由很简单:工资是国家发的,稿费也是国家发的,我既然领了稿费,就不应再去领工资。至于为工作而出差,自己有稿费收入,钱够花了,自然也就不应再去单位报销了。

当《三里湾》刚一脱稿时,就有几家大牌出版社来“抢”稿,可赵树理对之一一婉言谢绝后,却把稿子送给小小的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他的这个反常举动委实令人不解,使人愕然。于是,有人便当面对他说,通俗文艺出版社牌子小、没名气、实力差、稿费少,你为何偏偏要将稿子给他们呢?赵树理回答说,正因为这样,我才要给他们。因为我的稿费少了,出版成本也就小了;而出版成本小了,书的定价也就随之降低了。这样一来,不就减轻了读者购书的经济负担了么!写书是为了宣传,是为党工作,当然是读者越多,效益越大。显然,在赵树理的心目中,为党和人民工作、对社会和人民有益,永远都是他写作的目的和至高追求。1959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定规划,要给活跃于当代文坛的知名作家、诗人,各出一本作品自选集,所选篇目和书名皆由入选作家自拟自定。人们都想着,这一次是为十周年国庆而印行精品结集,赵树理肯定会拟定出个“高、大、上”的书名来。可没想到,他思谋再三,为选集所拟定的书名竟然是《下乡集》。他说,他只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走遍祖国大地上的山谷河川、沟峁崖岔,让广大农民兄弟都能看得见、买得起、读得到。

这就是赵树理——一个“文艺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的典范,一个高度自觉而有为地“处理好义利关系,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讲品位,重艺德,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努力以高尚的职业操守、良好的社会形象、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赢得人民喜爱和欢迎”的人民作家。周扬曾说:“赵树理文好人也好。”其实应是赵树理人好文才好。这里既有辩证关系,又有因果效应。对于一个以创作为职业、以作品竞功力的文艺家来说,直接面世的固然是作品,但真正发力的则始终是人品,因为作品往往是人品的升华与结晶。

责任编辑:蔡畅校对:刘佳星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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