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志改革，擘画筑梦中国新画卷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7月26日至27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我们要按照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要求，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坚定不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回顾历史，种种问题交叠，谁能正视问题，谁能拥有大智慧，看清历史迷雾下中国的国情，从实际出发，谁才能顺应历史的潮流，不被淘汰；谁才能引领历史的洪流，沿着正确的航道，奔向人民期望的方向。

正视危局，探寻富国强兵新路

中国原本是自给自足、热爱和平的国家。我们并不派代表驻守别国国都，也不干涉别国内政，经济方面，我们不移民，也不鼓励通商。然到了十九世纪，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特殊时期：“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这是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在奏疏中对中国国际地位的观察。

当时人们多以为李鸿章所说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言过其实，而今人们却觉得他的看法还不透彻。我们不能苛求古人能做到从国内和国际的结合上看待问题，但是历史却将要无情的做出抉择。十九世纪的后四十年，外来压迫节节加紧。工业化国家增多，各国均须在海外寻找市场，不像以往只有英国。同时西洋人把达尔文的学说应用于民族之间：优胜劣败即是天理，强者有助天淘汰弱者之责。

当时或许有很多人们认为我们几千年来一切的国难都敷衍了过去，这一次也能敷衍过去。然而我们当时所处的局势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英国要联日以制俄，我们就成了英国送给日本的礼物，这不是靠“圆滑的无为”所能阻止；日本以大和民族利益为中心，这也绝不是我们“独善其身”的传统哲学所能补救。

从民族的历史看，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然而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北京，才有了少数人的觉悟，知道非学西洋不可。李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他直言要改革士大夫的人生观，要士大夫放弃章句小楷之积习，而把科学工程悬为终身富贵的鹄。

李鸿章同时寄希望于教育改革，培养梁启超后来所说“少年强则中国强”的少年。因为李鸿章认识时代之清楚，所以他成了同治、光绪年间自强运动的中心人物。他们的大政方针分两层：以外交治标，以自强治本。治标方面，奕訢、文祥创立一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来负外交的全责，总署拿定主意谨守条约以避战祸。治本之策是步步发展的，最初不过练洋枪队；继则买制器之器、以图自己造船；终而设学校，派留学生，以图自己能制这制器的器具。等到光绪年间，他们进而安电线、开煤矿、修铁路，办海军、设招商局、立纱厂。

政府没有整个的计划，所以李鸿章要办招商局，来经营沿江沿海的运输、创立制布厂来挽回权利、开煤矿金矿来增加收入。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并不是事前预料到各种需要而定一个建设计划。他们起初只知道国防近代化的必要。但是他们在这条路上前进一步以后，就发现必须再进一步；再进一步以后，又必须更进一步。其实必须走到尽头然后才能生效。

然而，以中古的生产来负超近代的国防是绝对不可能的。近代化的国防不但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经济，并且须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政府不能正视迫在眉睫的问题，改革缺乏统一规划，事权不一，掣肘者多，事业的成败要靠主办者个人，结局必然落寞。

丧失改革的机会，让人痛惜。不能彻底改革，也不能救国救民。历史做出了无情的抉择：甲午之战是自强运动的失败，自强失败以后，就是瓜分，瓜分引起民族革命。

从国情出发，党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

改革回天乏力，革命的浪潮风起云涌。《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而《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必须严禁中国人民和清朝官吏进行各种形式的反帝斗争，清王朝俨然成了“洋人的朝廷”，“新政”和“立宪”骗局以及镇压保路运动激化了矛盾。

时局激烈动荡，统治者主动实行的，慢慢修正的，一个量变的过程的改革，已然被历史抛弃。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旨在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的辛亥革命爆发。这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1921年，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一群年轻人，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可以说，我们党从一开始的斗争，就伴随着对国情的考量。

1927年南昌起义爆发，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从此开始。1927年，毛泽东先后在宁冈、永新、茶陵、遂川等县恢复和建立了党组织，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创立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工作完成从城市到农村的伟大战略转移，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开辟了新的道路。

此后的历史波澜壮阔，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系列重大制度创新：“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党指挥枪”的原则，“党管干部”的人事原则。毛泽东说，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这就是为什么新中国不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共和国，而是人民民主的共和国。

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一个独立、统一、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屹立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