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志改革,擘画筑梦中国新画卷

矢志改革,擘画筑梦中国新画卷

摘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找准突破口,不断给人民群众带来扎扎实实的获得感。通过对经济制度的完善来为经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发展成果的分配,创造一个好的制度条件。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7月26日至27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我们要按照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要求,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坚定不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回顾历史,种种问题交叠,谁能正视问题,谁能拥有大智慧,看清历史迷雾下中国的国情,从实际出发,谁才能顺应历史的潮流,不被淘汰;谁才能引领历史的洪流,沿着正确的航道,奔向人民期望的方向。

正视危局,探寻富国强兵新路

中国原本是自给自足、热爱和平的国家。我们并不派代表驻守别国国都,也不干涉别国内政,经济方面,我们不移民,也不鼓励通商。然到了十九世纪,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特殊时期:“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这是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在奏疏中对中国国际地位的观察。

当时人们多以为李鸿章所说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言过其实,而今人们却觉得他的看法还不透彻。我们不能苛求古人能做到从国内和国际的结合上看待问题,但是历史却将要无情的做出抉择。十九世纪的后四十年,外来压迫节节加紧。工业化国家增多,各国均须在海外寻找市场,不像以往只有英国。同时西洋人把达尔文的学说应用于民族之间:优胜劣败即是天理,强者有助天淘汰弱者之责。

当时或许有很多人们认为我们几千年来一切的国难都敷衍了过去,这一次也能敷衍过去。然而我们当时所处的局势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英国要联日以制俄,我们就成了英国送给日本的礼物,这不是靠“圆滑的无为”所能阻止;日本以大和民族利益为中心,这也绝不是我们“独善其身”的传统哲学所能补救。

从民族的历史看,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然而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北京,才有了少数人的觉悟,知道非学西洋不可。李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他直言要改革士大夫的人生观,要士大夫放弃章句小楷之积习,而把科学工程悬为终身富贵的鹄。

李鸿章同时寄希望于教育改革,培养梁启超后来所说“少年强则中国强”的少年。因为李鸿章认识时代之清楚,所以他成了同治、光绪年间自强运动的中心人物。他们的大政方针分两层:以外交治标,以自强治本。治标方面,奕訢、文祥创立一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来负外交的全责,总署拿定主意谨守条约以避战祸。治本之策是步步发展的,最初不过练洋枪队;继则买制器之器、以图自己造船;终而设学校,派留学生,以图自己能制这制器的器具。等到光绪年间,他们进而安电线、开煤矿、修铁路,办海军、设招商局、立纱厂。

政府没有整个的计划,所以李鸿章要办招商局,来经营沿江沿海的运输、创立制布厂来挽回权利、开煤矿金矿来增加收入。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并不是事前预料到各种需要而定一个建设计划。他们起初只知道国防近代化的必要。但是他们在这条路上前进一步以后,就发现必须再进一步;再进一步以后,又必须更进一步。其实必须走到尽头然后才能生效。

然而,以中古的生产来负超近代的国防是绝对不可能的。近代化的国防不但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经济,并且须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政府不能正视迫在眉睫的问题,改革缺乏统一规划,事权不一,掣肘者多,事业的成败要靠主办者个人,结局必然落寞。

丧失改革的机会,让人痛惜。不能彻底改革,也不能救国救民。历史做出了无情的抉择:甲午之战是自强运动的失败,自强失败以后,就是瓜分,瓜分引起民族革命。

从国情出发,党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

改革回天乏力,革命的浪潮风起云涌。《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而《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必须严禁中国人民和清朝官吏进行各种形式的反帝斗争,清王朝俨然成了“洋人的朝廷”,“新政”和“立宪”骗局以及镇压保路运动激化了矛盾。

时局激烈动荡,统治者主动实行的,慢慢修正的,一个量变的过程的改革,已然被历史抛弃。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旨在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的辛亥革命爆发。这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1921年,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一群年轻人,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可以说,我们党从一开始的斗争,就伴随着对国情的考量。

1927年南昌起义爆发,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从此开始。1927年,毛泽东先后在宁冈、永新、茶陵、遂川等县恢复和建立了党组织,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创立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工作完成从城市到农村的伟大战略转移,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开辟了新的道路。

此后的历史波澜壮阔,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系列重大制度创新:“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党指挥枪”的原则,“党管干部”的人事原则。毛泽东说,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这就是为什么新中国不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共和国,而是人民民主的共和国。

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一个独立、统一、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屹立于世界。

责任编辑:董洁校对:王梓辰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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