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任务措施和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全面依法治国，是我们党“四个全面”重要理论和战略布局的重要组织部分，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大战略举措。［1］习近平总书记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比喻成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鸟之两翼”和“车之双轮”，［2］要求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来把握，深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同其他三个“全面”的关系。［3］

一、法制?法治?全面法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法治的新时代。这是一个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时代，是一个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时代，是一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时代。［4］一句话，是一个“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

这个新时代并非一夜之间到来的。它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几代人、经历几十年的努力铸就的。它经历了“从法制到法治”，以及“从法治到全面法治”的历史转型。［5］

（一）法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发展人民民主、建设法制国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条件。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即“五四宪法”的制定，标志了中国步入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轨道，迎来第一个法制建设高潮。但是好景不长，从1957年开始，中国的民主与法制进入低谷，特别是十年“文革”，民主与法制几乎消失殆尽。1978年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确立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基本方针，努力开创民主法制建设的新局面，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得到恢复和发展。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都提出“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任务。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各方面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到2010年年底，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意志，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从而表明中国已实现了各方面“有法可依”法制局面。［6］

（二）法治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治国理政的建设目标，实现了从“法制”向“法治”的历史性转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进入一个新阶段。实现从“法制”到“法治”的飞跃，标志着我们党的法治理论和法治实践进入一个新阶段和新高度。它使我国的法治建设从单纯的制度建设扩展到状态建设，使我们对法的功能认识从单纯的“专政工具”扩展到以“公平正义”治理社会的平衡器，同时也为我们尔后十八届四中全会实现从“法律体系”向“法治体系”的转变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法治建设实践基础。［7］

（三）全面法治

党的十五大以来，我们党关于依法治国的理论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关于依法治国理论实现了从“法治”到“全面法治”的第二次飞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伟大布局以党的“全面法治”理论为基础。［8］十八届四中全会标志着我们党“全面法治”理论的成熟，开启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征程。

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并提出“推进依法行政”。2004年四中全会继而确立了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三大执政原则，为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指明了方向。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要求。2012年党的十八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首次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举措，首次确立“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新16字方针。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党中央提出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新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确立“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新路径。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布局，确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总目标。它所设计的五大法治体系和六大具体任务，使推进依法治国突出了“全面性”，标志了我们党关于“全面法治”理论的成熟，标志了我国法治建设实践踏上了“全面法治”的新起点。［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