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论”的写作背景、历史贡献和现实意义

刘志兵 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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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论》《矛盾论》（简称“两论”）是我党哲学史上两篇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集中体现了党的哲学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华。在毛泽东同志发表《实践论》《矛盾论》80周年之际，我们一起学习这两篇经典著作，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思考其对我们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伟大工程、伟大斗争、伟大梦想的现实启示。

一、《实践论》《矛盾论》的写作背景

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马克思说，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毛泽东同志《实践论》《矛盾论》的写作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完成，主要有以下四个背景：

（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中国共产党人在要不要马克思主义、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论争中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标志，西方世界走向工业化、生产力高速发展，中国因为落后的思想和制度，错失转型的机遇，陷入了落后挨打的境地。从此，中国人民就面临着一个沉重的历史课题——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一大批仁人志士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四处寻找救国救民的理论和道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失败了、戊戌变法失败了、辛亥革命取得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取，一次次的尝试，付出的是血的代价，得到的是深刻的惨痛教训：在当时的中国，王朝封建主义、封建改良主义、君主立宪资本主义、民主共和资本主义等思想和道路，从根本上在中国都是走不通的。正是在“诸路皆走不通”的情况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批有志之士在黑暗中看到了远方的灯塔，有了新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是送进中国来了，但是，中国人如何看待和接纳马克思主义呢？这又是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

这个时期，中国人民的思想处在一个大解放的时期，各种新思潮泥沙俱下。被中国人当作新思潮传播的社会主义学说同样也是十分庞杂的，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又有各种各样被称为“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流派，如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绝大多数的进步青年当时对社会主义只是抱着一种朦胧的向往。他们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了解，如同“隔着纱窗看晓雾”，并不十分清晰。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的阵营逐渐发生分化，出现了要不要马克思主义、以什么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激烈论争。如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主张改良主义，劝说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实际上是一次中国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不需要革命的论争。

继“问题”与“主义”之争后，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还发生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国情的论争。张东荪、梁启超等人认为：中国经济落后，大多数人民无知识，“绝对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也不能建立共产党。与胡适不同，他们并不否认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压迫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但他们认为：中国唯一的病症是穷，救治的办法是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发展实业。这场论争从本质上说，是一次关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实行社会革命还是实行社会改良、需不需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论争。

“五四”时期发生在马克思主义者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论争，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第一场交锋。在论争过程中，一批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立志改造中国社会的进步青年，经过反复比较，最终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论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入，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扎根奠定了思想文化的土壤。

尽管这时候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很有成效，但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接受上还处在初级阶段，带有着明显的幼稚性、机械性，主要表现：一是对马克思主义还处于零星的翻译层面；二是多为通俗的普及读物；三是作为政治思想理论简单介绍而没有中国的实践经验。这样，大多数人因为既没有条件直接阅读马克思主义原著，不能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又因为缺乏在中国的实践经验，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不深不透，因而存在着理论准备不足、理论脱离实际的弱点。他们在学到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观点后，就积极投身到实际斗争中去。这是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犯教条主义的一个原因。

可见，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就要不要马克思主义、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与各种思潮进行了激烈的交锋。这些论争加深了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这为毛泽东同志撰写《实践论》《矛盾论》提供了思想文化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