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志刚：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传家法宝（3）

1928年3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队伍以及湘南起义组成的农军撤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4月下旬，朱毛两军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来又改称为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王尔琢任参谋长。部队先编了三个师，后来又缩编为四个团，有6000多人。这支部队是当时红军中人数最多、建设最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

无论是秋收起义部队还是南昌起义部队，都是通过整顿、整编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才得以保留部队骨干并生存和发展起来的。虽然我们党在建军初期，对创建新型人民军队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但是在长期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经常反映到红军队伍中来。一些来自旧军队的官兵不自觉地延用了旧军队的习惯、旧的观念，对于红军建立新制度新规定缺乏正确认识。部分官兵不习惯于做创建根据地的艰苦工作，主张走州过府、流动游击；不习惯党对军队的领导和集权制原则，这个集权制就是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一种称呼，认为在搞家长制；不习惯政治工作地位的提高，认为政治部妨碍了司令部工作。这些不同的认识在红四军党内引起争论，1929年6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但是这次大会没能够解决争论问题，也没有能够取得共识，还撤销了坚持正确主张的毛泽东同志的职务，让他改到闽西做地方工作。1929年9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听取和讨论陈毅的汇报，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和陈毅三人组成委员会，负责起草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封信由陈毅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来起草，最后由周恩审定，到9月28号完成，历史上把它称为“九月来信”。“九月来信”指出红军的基本任务：“一是发动群动斗争、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是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是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并且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的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

1929年10月，中央要求陈毅带着“九月来信”返回红四军，请毛泽东同志复职，纠正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这样就有了当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12月下旬，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召开，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会议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精神，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任前委书记的新的红四军前委，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绝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以外，还要负担着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中国工农红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每连建一个党支部，每班建一个党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必须健全连队以上各级党的领导中枢，在党内应当例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应当严肃党的纪律，反对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念。红军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政治工作，红军必须建立很好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实行官兵平等。

古田会议确立的建军原则，是共产党建设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它解决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一重大问题。所以古田会议就成为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对我军的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人民军队初步完成了建军驻魂的过程，从此我们这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就定型了，最根本的东西就立起来了。当然，在我军发展的历程中，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和制度还是受到过挑战的，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是有斗争的。

长征途中，张国焘就仗着人多枪多向党中央要权，企图用枪杆子指挥党，党中央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27年的10月，中央军委决定恢复因国民党干涉而一度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恢复师旅政治部和团政治处。国民党要康泽到八路军中来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被中央坚决顶了回去。为了赶走日本侵略者，我们党可以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八路军、新四军，同意红军官兵佩戴青天白日的帽徽，但是绝不允许国民党人到我军来当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