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1】张志洲：近代以降国人文化心态的嬗变（2）

从甲午战争到新文化运动：文化自卑与自弃的形成

甲午战争的失败，特别是屈辱的《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事实上也宣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念之下的洋务运动的破产。国人将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晚清的政治制度，由此产生了制度改良或制度革命的主张，分为改良派和革命派。1895年4月由康有为、梁启超牵头发动的18省1200多举人联署参与的“公车上书”，及后来的戊戌变法、君主立宪，创办京师大学堂和各地新式学堂等一系列主张和政策，都是知识分子群体在维护基本政治制度即清王朝统治的前提下的改良诉求。当然，戊戌变法之夭折，君主立宪之不果，都表明此时制度改良之路走不通。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不仅推翻了大清王朝，也推翻数千年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制度革命似乎已经成功。然而，一方面，辛亥革命很快暴露出其致命弱点，它解决不了近代中国积累的诸多社会矛盾，如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虽被镇压但仍然延续甚至有所强化的矛盾，并没有随着这场“不彻底”的革命得以解决，而民国初年袁世凯夺权、孙中山二次革命、军阀混战、社会动荡、国将不国等情况都表明依据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所能想像的政治革命、建立共和的路子并没能带来一个理想社会，因此，对制度革命的失望就转向对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促成一股汹涌的潮流，新文化运动终于来临。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可以认为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始。陈独秀在发刊词《警告青年》中对中西文化进行对比，抨击各种传统观念，鼓吹“科学与人权并重”，给这场运动定了一个基调。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基础是把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在内外交困下累积的危机认定为首先是一场文化的危机，不铲除旧文化上的根源并代之以西方新文化，中国便没有出路，因此试图超越制度批判而深入文化批判，以求奠定将中国建成一个独立自由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根基。这一运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性批判与鄙弃，“打孔家店”，进行道德革命和文化革命；另一方面是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输入西方文化以替代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

从“天朝上国”意识下的文化自信和自傲，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文化自卑和自弃的心态之步步退却，对应的是从晚清到民国时期的中国被越来越深地卷入由西方主导的近现代国际体系之后内忧外患不止，尝试过制器练兵以图强的洋务运动、君主立宪的制度改良、建立现代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制度革命而屡屡陷入困境的进程。从东亚国际体系中的最强国沦为不断地被动挨打的国家，从“天朝上国”沦落为受尽西方列强特别是数千年来一直向中国学习的日本欺凌的对象，从朝贡体系的核心国沦落为世界舞台的边缘国家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积贫积弱、民不聊生、军阀混战、内外交困、社会动荡，如此等等，这些巨大的“落差”和状况无不冲击着国人的文化心理，带来屈辱感知，久而久之，对于民族国家的前途深感焦虑的知识精英群体难免把矛盾的症结归为中国传统文化“不行”，从而产生文化自卑和文化自弃心态。正是基于此，新文化运动者认定民族复兴和实现国家强大的根本出路，是文化革命和文化替代，用西方强者的文化替代中国原有的文化，这就包括揭示儒家文化的虚伪性及其核心内容之礼教的“吃人”性，批判国民性和用新文化进行国民改造，文学改良，采用白话文代替之乎者也的古文，甚至废除“限制人们思维”的方块汉字，废除中医中药及其观念体系等等。这里既有深刻的批判和富有洞见的主张，也有着不恰当地把社会混乱、制度落后、经济迟滞的原因都迁怒于传统文化的错失。

相比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新文化运动可谓国人对以儒家为主流的传统文化之态度的标志性转折，对于传统中国走向现代中国作出了巨大的思想贡献，然而这一伟大的文化批判和思想解放运动却失之激进和偏颇，表明了在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普遍弥漫的文化悲观主义，以及对制度革命失望之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卑和自弃的心理。在后人看来，他们当时对于其所崇尚的、将中华民族前途所寄托的西方的科学、民主文化，实际上只是一知半解。虽然新文化运动作为运动本身后来很快就分化了，但其对中国文化的革命性批判以及寄希望于西方文化来代替中国文化、虽未言明实则是“西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都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这场运动虽然没有能够如愿地建立中国社会的新道德、新文化，却对“旧文化”进行了沉重打击。在思想上来说，新文化也是承接了此前的文化批判和西化主张，“这个运动就其实质来说，至少在其发展初期，却又只是上一阶段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的工作的继续。谭嗣同对封建纲常的沉痛攻击，严复于中西文化的尖锐对比，梁启超所大力倡导的‘新民’，就都是用‘西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反对‘中学’（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启蒙运动。”而20世纪30年代陈序经在其所著《中国文化的出路》中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只不过是新文化运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偏激批判、奉西方文化为圭臬和救国真理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而已。从新文化运动始，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于中国文化、西方文化的地位曾有过数次论战。在论战中，有些主张对于那些当时为中国传统文化辩护的人，如辜鸿铭以及尊孔读经的倡导者，都视为阻碍社会变革的顽固保守派，显然是过于简单化了。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文化自信的重建

近代以来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心态不断“下行”的嬗变，实与中国国际地位的变迁相关。对于中国文化或取虚无主义或取保守观念，是国家地位变迁过程中所激起的不同文化反应而已。既然文化自卑与自弃心态是由国家力量的衰落和其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边缘化造成，那么，从根本上说，也只有国家力量的复兴和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提升，才能消除文化自卑与自弃，重新建起中国文化自信。

然而，这是一个曲折的过程。不但国民文化自卑和自弃的心态一旦形成，在一个较长时期内都难以消除，而且认定中国文化“不行”而“美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的心理还会不断产生各种变种。所以，文化批判和文化改造是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但是中国的复兴与崛起是一百年来中国发展的大势所趋，所以文化自信的恢复也是总体的态势，过程的复杂曲折、对中国文化的见解纷纭都掩盖不了中华文化复兴和国人重拾文化自信的主流趋向。新文化启蒙运动之半途而废，一方面确实是“救亡压倒启蒙”，但另一方面，当时的新文化启蒙运动基本只局限于知识精英群体中，与社会的中底层大众有很大的距离，既不能回应民众直接的利益诉求，更不能动员大众起来革命，“脱离大众”成为其致命弱点。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诸多的政治派别中脱颖而出，发展壮大，并最终领导人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其将革命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相关，也与其文化革命的发展方向相关，相应地提倡“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而不是重蹈过去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路线。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观，是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汇合，方向明确，已经消除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精英阶层的文化自卑和自弃心态。这是恢复中国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当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是一个在现实中仍然没有解决的问题。

在中国实现了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但还没有实现在国际体系中崛起的历史条件下，对于中国文化的批判和文化自卑、自弃心态仍然在很多的知识分子中延续，也影响了广大国民的文化心态。经历“文化大革命”浩劫之后，实行改革开放之初的20世纪80年代，这种表现更是明显。当时，中国社会流行文化批判，有的人将中国文化比喻为“酱缸”；有的人断言中国文化缺乏“资本主义精神”，即现代化的基因；还有的文艺作品鄙弃地将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是无望的“黄色文明”而崇拜和渴望西方的“蓝色文明”，如此等等。这个时期对中国文化的片面的、偏激的批判可以说是“全盘西化”论的回光返照。而新一波的传统文化热也在这时出现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中国文化自信的恢复。

进入20世纪90年代，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话风”相比于80年代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如复旦大学出版社引进的南怀瑾一系列著作，在大陆拥有非常广泛的读者，反映了普通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心态。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的《二十一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作出了“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的断言，费孝通先生也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文章。他们作为精英知识分子的代表，在文化心态上已经完全走出了新文化运动时代对于传统文化的偏激和迷误，代表着国人文化自信时代的到来。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里，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家力量的大幅度提升，中国终于在进入21世纪之后呈现出强劲的崛起态势，重新回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特别是2010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有望在十年到二十年里经济总量超过美国。这就是中国恢复文化自信的坚实基础。这种文化自信是当前国人普遍的文化心态。党的十八大报告阐明“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要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中华优秀文化更是有深刻的认识，不断强调要树立中国传统文化自信。如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时发表的讲话中指出：“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至此，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近代以来国人文化心态嬗变的历史，就可明白，如今已是中国文化自信回归的时代，而文化自信的回归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基础。

[参考文献]

[1] （清）陈立. 白虎通疏证[M].中华书局，1994.

[2] （清）魏源.海国图志[M].岳麓书社，1998.

[3]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M].商务印书馆，1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