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1】认识西方民主的真实——访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钱乘旦（2）

西方代议制的最大悖论：理念与现实背离， 原则与事实脱节

记者：现在有一些人把西方民主体制推崇为世界典范。您怎么看？

钱乘旦：看西方的选举制度，如果说代议制的合法性依据是“人民授权”，那么运作原理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仍然以英美为例，看看“人民代表”是怎么选出来的。

简单地说，英国议会选举采用“领先者获胜”的原则。英国现在有600多个选区，每一个选区选出一名下议院议员。假设某个选区有5名候选人、100个选民，每个选民都投了票，经过激烈的选战后，候选人A得20张票，候选人B得20张票，候选人C同样得20张票，候选人D只得到19票，候选人F得到21张票，那么，得21票的候选人F就胜出了，他成为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下议院议员。这就是“领先者获胜”。但问题来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怎么体现呢？我们知道他只得到21票，是个明显的少数，不投他票的有 79人，他们才是多数；可是另一方面，他得到的票比其他候选人都多，所以也是个多数，叫“相对多数”，而不是“绝对多数”。讲到这里，大家发现西方人很会制造概念，相对多数明显违背多数原则，然而只要“相对”一下，就变成多数了。假如，在整个英国600多个选区中只有这个选区出现这种情况，问题其实不大；但如果在几十甚至一两百个选区中都出现这种情况，问题就大了。换句话说，选出来的这一届议会，不是由多数选民选出来的，而是由少数选民选出来的。少数选民选出了一个多数的议会，这个议会组建一个多数的政府，这届政府以多数人的名义进行统治。

美国的总统选举采用选举人制。一个选区选出的选举人，哪一个党占了多数，这个党就“通吃”，把所有选举人都归到自己名下；当一个州各选区结果都出来后，哪一个党得到了更多的选举人，这个州的全部选民就都归这个党了；然后，再用同样的办法到全国去计票。这种“通吃”的办法有可能使少数选民支持的候选人变成由“多数”当选的候选人，再用多数的名义进行统治。

在西方国家中，德国、意大利这些地方采用比例代表制，就是根据大选中每一个政党的得票率按比例分配议会席位。然而现实却是：参加竞争的党派会很多，选票会很分散，没有哪个党可以获得多数选票，于是只好组建联合政府，让参加政府的各党选票相加总和可以超过50%，以保证“多数”原则得以实行。但这样的政府是很不稳定的，党派联盟很容易破裂，政府更迭非常频繁。

“相对多数”能确保在选举中产生一个“多数”，尽管这个多数有可能不是真正的多数！“相对多数”把选票集中在两个党手中——所谓的“两大党”，其他党派、其他政见、其他选民早就被排除了，尽管这些“其他”加在一起，可能是真正的多数。所以，理念与现实背离、原则与事实脱节，是代议制民主的最大悖论，这个悖论永远不可解决。

民主不是万能药，民主又是个好东西

记者：您认为民主的功能作用主要体现在哪里？

钱乘旦：要知道民主能做什么，首先要知道民主不能做什么。

第一，有人说，有了民主就可以解决腐败问题。其实，民主制度不能解决腐败问题，相反可能是腐败的温床。雅典的政治其实是很腐败的，尤其在伯里克利时期，当时有公民大会，也有500人大会，并且都发挥实质性作用。但一些精明的人拿钱去收买大会的成员，让他们按自己的旨意行事。通过收买，精明的人就能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比如制定某项政策，或者罢免某个官员。与此相似，英国的“旧制度”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买选票，贵族们花钱，让选民按他们的意图投票，选出他们指定的人。在韩国，不少总统上台时都以反腐败开始，然后又因腐败被赶下台，等等。无数事实说明，民主不解决腐败问题。解决腐败问题的是法治，是严格的法的约束，以及社会的监督。

第二，有人说，西方发生工业革命，尤其是英、法最早发生工业革命，原因是有民主制度。这是不对的，完全说反了。前面说过：由于工业革命的爆发，社会结构被改变了，这样才产生了民主的要求。因此，民主是工业革命的结果，而不是工业革命的原因。没有工业革命，是没有现代民主化进程的。看一看世界各国的历史，工业革命几乎都发生在既非一个人统治又非多数人统治的时期。这是历史事实，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是这样。

第三，有人说，民主是和平的保障，民主国家不发动战争。这是西方人为自己辩白。伊拉克战争是谁发动的？利比亚战争是谁发动的？越南战争是谁发动的？相关的例子多得很。

第四，还有人说，有了民主就有法治，首先要民主，才能有法治。但历史的事实恰恰相反。还以英国为例。英国大宪章的实质不是民主，而是法治，是依法办事，国王也要遵守法律，所谓“王在法下”。大宪章签署于1215年，到英国革命推翻专制王权是430年，到“光荣革命”建立君主立宪制是470年，到第一次议会改革开始走向民主化是600多年。在这么长时间里，法治始终被看作是英国最宝贵的传统。任何游戏都要有规矩。民主也要有规矩。只要有一人不守规矩，民主制度就无法运作。这样，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好民主、什么是坏民主。“好民主”的前提是高度的法治，“坏民主”发生在没有法治、或法治不健全的地方。香港的 “占中”行为就非常危险，因为它企图超越法治；台湾的所谓“太阳花学生运动”已经破坏了法治的根基，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是难以估量的。

但如此一来，民主还有什么用呢？第一，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它要解决的是与政治权力相关的问题，即用非暴力手段解决权力的分配与更替。按照民主的制度安排，人们只要按规矩出牌，就不必用暴力手段解决权力的分配与再分配以及政权更替。

第二，民主提供了一个出气口，让民众泄愤。民主的出气口就是每个人手上的一张票。不满意就不投他的票，气就算出过了，情绪也发泄了，尽管这张票事实上没有用，不满意的那个人还是当选了。不过那也没办法，民主的程序就是这样。西方社会在民主制度确立以后就趋于稳定了，在此之前常常是动荡不定的，甚至有溃乱的风险。

第三，在理论的层面上解决了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即“权力是谁给的”这个问题。人类历史上也有其他合法性来源，比如武力打天下，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这种权力更替的方式是非常暴烈的，总是对社会造成破坏。世袭制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然而在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得不到人们的认可了。相比之下，民主的合法性更契合于现代的理念，所以它成了现代社会的一种价值。

尽管说民主解决不了很多问题，但有这三个用途，就已经很好。所以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我们需要建设民主。

民主的形式可以很多，西方代议制应该不是标准的版本，也不是唯一的版本

记者：借鉴历史，应如何建立适应我们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

钱乘旦：西方的模式建立在西方的土壤上，搬到其他地方就水土不服。21世纪，西方用武力推行它的“民主”，结果是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都陷入动荡，“阿拉伯之春”已经变成“阿拉伯之冬”了，惨痛的教训已经警示了世人。非洲很多国家生搬硬套西方的民主模式，结果造成部族混战、国家动乱、生灵涂炭。历史告诉我们，民主是建设出来的，不是拿过来的；民主的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有足够的耐心。

亚里士多德在讨论民主的时候，脑子里只有希腊城邦的公民民主。尽管如此，他已经指出了古典民主的重大弊病，就是混乱。现代西方的代议制度克服了混乱，却背弃了古典民主的基本原则，即“多数人的统治”。我们这样来考虑问题：君主制是一种权力向上的政治结构，权力一层一层向上负责，最终集中到一个人手里；贵族制（寡头制）也是一种权力向上的政治结构，权力一层一层向上负责，最终集中到一批人手里。民主却是权力向下的，国家的每一个层级都对人民负责，人民则监督国家机关。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可以构建社会主义的新型民主，可以创造出很多具体形式。

代议制民主并非一无是处，它的作用仍然显著，但是，可否设想一种更高层次、更贴切的民主，让人民由被动选举变成主动检查？我们可设想一种 “考核的民主”。在我国现有体制下，干部考核是由组织部门进行的，基本上是领导检查下级的情况。可以设想把领导考核和群众考核结合起来，让群众参与干部考核；每一个人都可以对政府的工作作出评价，得不到群众认可的官员，应该离开领导岗位。官员向群众负责，而不仅仅向上级负责，这就把权力的指向扭转过来了，官员们应该意识到，权力是为人民服务的。

民主的形式可以很多，西方代议制应该不是标准的版本，也不是唯一的版本。在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中，需要发挥群众的创造力，让人民参与制度设计。民主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需要积累、需要经过长时期的完善。如果说西方社会从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始酝酿民主化，那么经过150年，到20世纪上半叶，才初步完成这个过程。美国到1970年，民权运动告一段落，才走完民主化进程。历史的经验值得我们高度注意，民主建设需要有法治的保障，在法治保障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社会主义民主一定能在中国得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