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2】“一核两翼”整体布局的重大意义

“一核两翼”整体布局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运筹帷幄提出的大思路、大棋局，为首都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一核”是主体、是灵魂、是统帅，发挥着中枢引领作用，凸显着首都核心功能；“两翼”是支撑、是桥梁、是辅助，集中承载非首都功能，更好服务“四个中心”。“一核两翼”必须同频共振、同向发力、同步推进，形成“一核”引领、“两翼”齐飞的生动局面。

“一核两翼”整体布局是强化首都核心功能的历史抉择

回望历史，从1949年新中国定都北京开始，我们党就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进行着艰辛探索和积极实践。新中国成立初期，坚持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成为历史和时代的必然选择，在这一背景下，首都定位为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强调建设强大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中心。改革开放实现了党和国家的伟大历史转折，1980年中央书记处对首都建设作出四项指示 ，北京开始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经济，逐步建立现代产业体系。首都也因此形成巨大的“虹吸效应”，人口持续增加，资源不断聚集，导致经济功能日渐强化、首都功能有所弱化，城市发展不仅偏离了首都规划，同时也引发了房价高涨、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诸多痼疾顽症，严重制约着首都核心功能的发挥。

首都建设发展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困境召唤着伟大理论创新和重大实践突破。2014年和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视察北京，确立了北京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的城市战略定位，提出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一重大现实课题。2017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这一战略举措的出台，使北京城市副中心、雄安新区成为疏解非首都功能的两大集中承载地。

北京深刻认识到“一核两翼”整体布局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历史抉择，是强化首都核心功能、破解历史现实困境的必由之路，更是北京建设发展的新机遇、新挑战。强化首都核心功能，必须坚持疏解与提升并举并行，正确把握和处理“舍”与“得”的关系，始终用大视野谋划，在大局下行动；必须把北京市级机关搬迁至城市副中心作为服务政治中心的集中体现，作为衡量检验“四个意识”强弱的重要标准；必须把腾出的空间首先用于优化首都功能，发展与首都定位相匹配的产业；必须把支持雄安新区开局起势作为使命责任，打破“一亩三分地”思维定势，加快推进创新共同体建设。

“一核两翼”整体布局是优化首都空间结构的最佳路径

人口过度聚集和功能交叉重叠导致的空间结构失衡以及大城市疾病缠身，是各国首都面临的共同挑战。半个多世纪以来，发达国家首都城市建设、空间结构调整不断在历史演进中得到优化。法国沿塞纳河两边发展新城，开发东巴黎，规划建设巴黎多中心城市总体格局；英国沿伦敦3条主要干线向外扩展，沿泰晤士河构建多中心发展轴线，在更大空间解决伦敦地区经济、人口和城市均衡问题；日本将东京及周边地区国家级研究机构整体搬迁至东北60公里处的筑波，使筑波发展成日本著名的科学城。1991年东京都政府迁入新宿副都心。发达国家城市建设的实践表明，首都发展必须告别单中心格局，向着布局合理、功能明晰的多中心多节点空间结构转移，向着“一箭多星”式的“子母城”空间格局转移，形成“都”与“城”双向联动、协同发展、共享繁荣的科学体系。

北京800多年的建都历史，也是一个空间结构不断调整优化的进程。特别是历经明清两代营建，北京城的皇权地位和政治功能不断凸显，“都”的色彩更加浓重，“城”的范围更加分散和扩展，总体保持了严谨对称、层次分明的城市布局。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依托旧城沿中轴线和长安街沿线向四周扩建，逐步形成了“分散集团式”“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政治中心活动区也从中南海周边沿长安街逐步向西扩展。随着国家会议中心、雁栖湖国际会都的投入使用，国际交往活动空间不断向北延展。这就要求北京作为履行首都职能的主要空间载体，必须有足够充裕的空间来服务保障首都核心功能的充分发挥。

北京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实现“都”的功能来布局“城”的发展。2017年版规划提出构建“一核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 城市空间结构，谋划北京城市副中心沿东六环形成创新发展轴，建设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行政办公区、城市绿心等多个功能节点，打造北京城市发展新骨架。雄安新区作为北京市域外的重要一翼，是党中央、国务院为打破现有“一核一极”格局，改变京津两极过于“肥胖”，河北周边中小城市过于“瘦弱”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通过集中承接非首都功能和人口，发挥自身空间资源优势，与城市副中心形成遥相呼应的发展新空间，有力推动首都向多中心城市格局转型发展。

“两翼”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城市副中心离天安门东约30公里，雄安新区距天安门南约100公里，两者是沿着城市主要干线向东、向南扩展的重要战略空间。“一核”与“两翼”空间结构布局，可形成拱卫首都、三足鼎立之势，必将为加速建立结构合理、功能互补、层次高端的现代化新型首都圈发挥更加重要的支撑作用。

“一核两翼”整体布局是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联通纽带

京津冀是我国华北地区璀璨夺目的三颗明珠，历史渊源深厚，战略地位特殊，发展潜力巨大。一百年前已初步形成以北京为政治中心，天津为经济中心，其他周边城市各具特色的发展格局，其中唐山工业城市特征突出，保定文化产业相对发达，张家口通商贸易口岸作用明显。新中国成立后，河北、天津对保障首都供应做出了重要贡献。京津冀也围绕区域合作进行了不断探索。1958年成为全国七大经济协作区之一，第一次明确工业协作关系。1981年成立华北经济技术协作区 ，成为我国第一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1988年北京与保定、廊坊等六市组建环京经济协作区。1996年北京提出以京津为核心、含河北七市的“首都经济圈”。2004年国家发改委启动编制京津冀都市圈规划。

党的十八大以来，京津冀区域合作迈出新的步伐。为着力破解三地发展理念不协调、规划建设不衔接、经济发展不同步等瓶颈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京津冀实地考察，党中央、国务院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开启了三地携手共进、加速发展的新航程。几年来，京津冀三地主动作为、通力合作，推动“一张图”规划、“一盘棋”建设、“一体化”发展，取得了交通、生态、产业三个重点领域的有效突破。

“一核两翼”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具有不可比拟的自身优势。“一核”最大的优势是人才优势和科技优势；“两翼”有着突出的区位优势和比较优势。“两翼”地处京津冀腹地，是联通京、津、保和周边中小城镇的两大重要节点，又有着“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高点定位，雄安新区主要承接中央在京部分行政事业单位、总部企业、金融机构和高校科研院所。城市副中心主要发展行政办公、高端商务、文化旅游，集中承接产业转移，联通新机场、曹妃甸等各大协同载体，形成新的区域增长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将这些优势注入其中，充分发挥其纽带作用和酵母效应。要聚焦“两翼”升级产业合作格局，形成高点定位、特色鲜明、集中承接的产业支撑带；要打破现有行政壁垒，打通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任督二脉，释放区域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要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将首都“虹吸效应”转为首都“整合效应”，整合区域资源，打造特色产业、特色小镇，着力形成人才、科技、产业聚集新高地和增长新引擎，将成功经验向京津冀全领域辐射，带动周边城镇和广大农村地区更好更快发展。

“一核两翼”整体布局是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必然趋势

从国内外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经验看，采取“跳出去”建新城，与旧城形成有机整体的办法，是城市群建设的基本路径。以纽约、芝加哥、东京、伦敦、巴黎为中心的五大城市群是最成熟的世界级城市群。前两者人均GDP约是我国长三角城市群的5倍、京津冀城市群的7倍 。以纽约为中心的美国东北部城市群，是典型的“一核多极”功能格局，形成了五城联动、错位发展的良好效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设深圳经济特区和浦东新区，有力推动了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发展。2015年珠三角成为世界人口和面积最大的城市群。

与五大世界级城市群以及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相比，以首都为核心的京津冀城市群却面临着区域经济发展人均水平较低、“断崖式”经济落差、基础设施与生态保护衔接不紧的客观现实。在我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之际，这与北京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国首都的地位不相匹配。京津两大城市之外，缺少高度聚集型城市，低等级城镇数量过多，城市群规模结构断层明显；人口空间布局失衡，城镇同构现象严重。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必须适应国内外城市群发展趋势，构建相互联通、层次分明、充满活力的城市群“骨骼系统”。

围绕“一核”布局的“两翼”正是打破现状、使之满盘皆活的关键棋子。城市副中心位于京津、京唐秦两大产业发展带和城镇聚集轴，雄安新区位于京保石产业发展带和城镇聚集轴，具有带动周边城市发展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和资源配置优势，有利于加快构建京津冀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有利于加快推进跨区域共建产学研创新实体，有利于调整优化城市群人口结构、产业布局。因此，必须扎实推进由“双城记”到多城记的转变，积极构建“一核双城多极”城市群格局，聚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国际一流的世界级城市群。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下，“一核两翼”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必将迈出坚实步伐，首都发展必将翻开崭新一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将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