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绝响：严子陵为何受历代文官所仰慕

严子陵先生（国画）吴山明

杭州自古名人众多，仅在西湖边的南山路随意溜达一圈，诸多遗迹便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旖旎的风光和人文的胜境，千百年来曾令多少睥睨尘嚣之人产生归隐之心？他们可能刚刚经历过一场宦海风浪的搏击，抑或在日常生活的磨损中积郁已久，现在来到了西湖边，怅望着浩淼的烟波和如画的青山，心头定然是滋味杂陈。其中绝大多数人只能行色匆匆、心存遗憾地离去了；而有些人卸下行囊，掸了掸周身的尘土，就此留了下来，像倦鸟归林，浪子还乡，只为和西湖长相厮守。

东坡居士云：“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自然之于文化，恰如无禁之载体。承载愈丰，韵致则更为绵长。忘我的谐趣、实境的虚灵便产生了，于是有些文人成了啸傲林泉、与境神会的高士一族，他们在世人的眼中是神秘的，甚至人们根本觅不到他们的行踪，他们是游离于世间的隐居者。

而在这样的隐居者中，只有极个别人被界定为“隐士”。

一

所谓“隐士”，并不泛指所有隐居之人，“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南史·隐逸》）。而“隐而不仕”之士，若非“高士”“名士”，也断不能划入“隐士”之列，而只能归位于一种小我的生存形态。况且，从“隐士”中又分出一种，是为“处士”，专指才德并茂、有机会做官却从未做官的一类高士。故“隐士”之谓，实有所指，绝非泛称。历代中国文人都很推崇隐士精神，实际上是寄予了对人生境界的向往之情。他们歌颂“隐士”，仰慕“隐士”，即便自己归隐不得，却乐于在倾斜的精神殿堂里，悄悄地把“隐士”供奉起来，以弥补缺失；还有那些“不得不隐”之士（以屡试不第、最终放弃科考的士子居多），也把古来公认的著名“隐士”作为追随的偶像和精神的导师。于是，“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易·蛊》），“所高者独行”“所重者逃名”（《旧唐书·隐逸》），便成为他们的价值皈依，一旦确立了这样的标准，即便终身苦寒，也被视为一种“澡雪精神”（庄子）而在所不惜。

隐士们总是以对现实社会的背离姿态，匿迹于众目烁烁之外，他们结庐一山、一水，便避开了车马之喧、人声之沸。他们满腹才华，志存高远，以诗酒自娱，洞晓人间世相、千古玄机。

他们绝不会在正史中占据突出地位，有关他们的记载也往往只言片语，但在文化心灵史上，他们却是强健的精神构成。忽略了他们，一切都将矮上半截，短去盈尺，甚至面目全非，魂魄尽散。

杭州自古以“隐士”名号流传后世、存有确切行迹且形成风光名胜的，大致有严子陵、林和靖、俞曲园等人。只不过，严子陵并没有落脚在西湖边，而是寄居于同属杭州治下的桐庐富春江一带。就让我按由近及远的年代顺序，逐一搜寻俞曲园、林和靖和严子陵三人的隐士踪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