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4】夏云：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反复强调要打好意识形态斗争主动仗，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将“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确立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第一任务”。在新时代，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意识形态是执政安全的重要因素

政党是一定阶级为了取得或维持政权而组织起来的政治组织。政党的形成和发展，既要有物质基础、组织基础、阶级基础，也要有思想基础、意识形态基础。从逻辑上讲，先有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认同才可能有政党，不仅“主义型政党”如此，“选举型政党”也是如此。如果一个政党没有自己一套思想、理论、主张或自己的思想、理论、主张受到社会怀疑，它就会失去存在的基础和理由。所以，毛泽东同志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第一，意识形态为政党执政提供“合法性”依据。合法性是一个政党进行国家治理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在和平建设时期，对于执政党而言，其执政的合法性主要受四个方面因素的影响：意识形态的主导性，政府治理的绩效性，政治信仰的坚定性，社会公众的满意性。执政党倡导的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当中是否具有主导性，是影响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首要因素。如果一个执政党倡导的意识形态受到了民众或本党党员的怀疑，对于该党来说，则是最大的执政危机。正因为此，西方资产阶级政党为了维护自身的执政地位，无不用人权理论、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等意识形态理论，为自己披上一层神圣的光环。与此同时，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意识形态领域往往也就成为敌对势力最先选择的突破口。

第二，意识形态为政党制订政策提供理论依据。美国公共政策学教授托马斯·戴伊指出，任何决策系统的合法性不仅取决于该系统满足于该系统社会公众需求的有效性，而且取决于该系统的决策规则与社会公众价值信仰的一致性。威廉森·默里也曾指出，意识形态塑造决策者的期望和目标。世界上一些政党之所以在对内或对外决策过程中能提出相同或相似的方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政党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意识形态。在20世纪30年代，以罗斯福为首的美国民主党为了摆脱资本主义危机，主张扩大国家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力度，积极建立所谓的福利国家，把凯恩斯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而与此同时，西欧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和工党也都把民主社会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结合起来，实行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里根为首的美国共和党和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英国保守党，都先后摒弃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而推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从这种意义上说，政党的意识形态不仅决定着一定社会的政治制度，也直接决定着政党所制定政策的内容和性质。

第三，意识形态对政党的团结具有强大的凝聚作用。意识形态是政党重要的思想政治工具，在政党政治活动中发挥着凝聚成员思想共识、规范成员行为的思想导向作用。如果一个政党的成员缺乏对所处政党意识形态的认同，就必然会四分五裂、毫无凝聚力。纵观世界政党发展史，因为内部分裂而导致执政地位丧失的大党老党不胜枚举。苏共在有20万党员时夺取政权，在有200万党员时打败法西斯侵略者，而在有2000万党员时却丢失了政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苏共党员甚至是领导层成员丧失了理想信念，成了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的急先锋，成了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大喇叭，苏共党内从思想混乱演变到组织混乱，丧失政权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清醒认识我国意识形态斗争新情况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就意识形态领域的许多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问题作出部署，巩固和发展了主流意识形态。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

第一，多元社会思潮竞相发声，意识形态斗争依然复杂。社会思潮是一定时期内反映某阶级或阶层的存在与实践、得到较为广泛传播并对社会生活产生较大影响的思想趋势或思想潮流。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成分、就业岗位、就业形式、组织形式、生活方式以及人们思想和价值观念多样化相伴随，社会思潮也日益多样并相互激荡。2018年2月出版的《人民论坛》杂志评选出了2017年国内值得关注的十大社会思潮，它们分别是：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生态主义、消费主义、泛娱乐主义、激进左派、文化保守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对于这些社会思潮，我们既要看到它们多样化存在、碰撞与交锋，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进步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思想材料和重要动力，也要看到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存在和发展，也有许多令人担心的地方。一是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西方思想包括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等也在全球化。二是一些社会思潮表现出了极端化的倾向，包括激进左派、极端民族主义、极端民粹主义等，这些思潮甚嚣尘上，就有可能对中国的改革局面造成破坏。三是很多社会思潮的争论，已经突破思想争论的界限，呈现出和社会力量相结合的倾向，即社会思潮开始有意识地向社会渗透，力图和社会力量结合起来共同实现其政策目标。

第二，西方国家不断加大思想文化渗透力度，对我国战略遏制有增无减。当今世界，中国崛起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一般来说，大国崛起需经历三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一是崛起的准备期；二是崛起的摩擦期；三是崛起的接纳期。第二个时期往往也被称为崛起的关键期、转型期、高危期、孤独期、矛盾凸显期。通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顺利度过了第一时期，当前正处于第二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西摩擦的力度会不断增大。中国的崛起不仅意味着经济的崛起、军事的崛起，也意味着另外一种文化、一种价值观、一种发展道路的崛起。历史上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的竞争，在今天因为有了中国因素也就有了更多的文化内涵。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各种敌对势力绝对不会让我们顺顺利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郑重提醒全党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一个原因。这场斗争既包括硬实力的斗争，也包括软实力的较量。” 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大国会不断加大贸易摩擦的力度和文化渗透的力度，以达到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不断推动所谓“亚太再平衡”“印太战略”，制造周边国家与我国的矛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与西方大国在文化上特别是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敌对势力在那里极力宣扬所谓的‘普世价值’。这些人是真的要说什么‘普世价值’吗？根本不是，他们是挂羊头卖狗肉，目的是要同我们争夺阵地、争夺人心、争夺群众，最终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 可以说，只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社会制度同时存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就不会终结。

第三，意识形态舆情呈现方式发生新变化，应对管控难度不断加大。意识形态舆情是一定时期、一定范围的群众对意识形态有关问题的主观反映。在过去，意识形态舆情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可控的，因为传播思想和信息的媒体包括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基本上都掌握在政府手里，信息的传播也是单向的。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自媒体的出现，意识形态舆情的呈现方式发生了新变化。一是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边界愈加模糊，意识形态舆情网上网下回流往返，境内境外倒灌呼应，现实世界的全部信息都能折射到网络虚拟世界，虚拟世界的一言一说也深刻地影响着现实世界。网上的舆情会蔓延至社会并形成社会舆情，社会的问题经过网络会持续发酵形成网络舆情。二是传播渠道以网络自媒体为主，多点扩散、进程加速，途径更为隐蔽。自媒体的出现，使得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发声器”。特别是手机微信具有用户多、传播快、虚假信息多等特征，既给人们带来极大方便，也给舆论管控带来极大挑战。三是境外资本加紧在新媒体领域“ 圈地”，带来新的舆论安全隐忧。随着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外资也纷纷加入进来，试图从资本层面控制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各个领域。从门户网站、搜索引擎、电子商务到博客、论坛，国内几乎所有的网络模式都能看到境外资本的身影。如果境外资本控股的公司掌控了信息传播的主导权，就必将威胁到意识形态安全。

不断提高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水平

意识形态工作是政治性强、涉及面广、影响力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谋划、强化协作。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各级党委要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加强对宣传思想领域重大问题的分析研判和重大战略性任务的统筹指导，不断提高领导宣传思想工作能力和水平。”

第一，意识形态斗争不是短暂的社会现象，而是长期的社会历史过程，这就要求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必须把提升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作为治国理政的核心能力加以重视。历史地看，党管意识形态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正是依靠这种优势，我们党才能在云谲波诡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始终掌握主动权。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 信息时代，思想传播的渠道方式、新闻舆论的受众心理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越是这样，越需要各级党委像重视经济工作那样抓意识形态工作，越需要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带头阅读本地区本部门主要媒体的内容，带头把住本地区本部门媒体导向，带头批评各种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要把是不是重视意识形态工作，能不能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作为衡量一个领导干部是否成熟、能否委以重任的重要标志。

第二，意识形态斗争常常以社会重大或敏感事件为契机更加集中、突出地表现出来，这就要求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必须提高对“重大或敏感事件”的分析研判能力。近年来，世界和中国出现了一系列重大或敏感事件。实践证明，越是重大或敏感事件发生发展期，越是意识形态斗争最为剧烈、社会影响最为复杂的时期。国内外敌对势力对这些事件无不进行大肆炒作，并通过这些事件极力宣传由其界定的自由、平等、人权、民主、共和、宪政等“普世价值”以及三权分立、多党制、军队国家化等政治主张，对我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与攻击。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围绕改革开放的争论必将增加，这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第三，网络越来越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过不了网络关就过不了时代关，这就要求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必须着力提高网络意识形态斗争能力。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12月31日，我国网民规模已达7.72亿 ，手机网民规模已达7.53亿。“网络已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掌握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就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政权。各级党委和党员干部要把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守土尽责的重要使命，充分发挥制度体制优势，坚持管用防并举，方方面面齐动手，坚决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 要大力发展互联网以及手机短信、手机电视等新兴工具，充分运用公众微信号、微博客户端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平台，努力使其成为宣传发布、深度解读、集中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新阵地。

第四，知识分子是思想最活跃、观念最解放、感受最敏锐的社会群体，这就要求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必须提高做知识分子工作的能力。在全体社会成员中，知识分子无疑是特殊的一个群体，他们既是知识的创造者，也是理论的宣传者，他们以自己理论、学术、思想深刻影响着社会大众的情绪、情感。也正是因为此，知识分子历来是西方重点关注的对象。从近年来中外意识形态斗争过程看，西方发达国家对我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总是把知识分子作为传播其思潮和价值观的基本力量，采用各种手段扶持和培植亲西方知识分子。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工作。这要求我们在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过程中，在做好引导社会大众的基础上，要把团结、引导知识分子作为重点突出出来。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2] 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知识社会学引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