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里门外话家常

幼小不懂事常问妈一个问题：我是从哪里来的？妈总是微笑地说：“是一股春风把你吹到家里的。”

后来我在这一股春风里，看见爸妈高高兴兴地扛着锄头到田间除草、拣苗、收割，宽大的打谷场上晾晒着全部都是大豆和高粱。各家各户的院落里支着棉花架，粗壮高大的臭椿树上挂满了一坨坨玉米棒，圈里的小猪崽哼哼唧唧地吃奶，羊群在河坡上吃草，像是天空上飘动的白云彩。

庄户人家的屋门儿都是敞开着，小队长三叔一说开会啦，人们便从四面八方端着饭碗走出来，叽叽喳喳地说上一会儿，然后就忙活自己的活儿去了。土坯房顶落着一群群小麻雀，惹得我们小孩子在地面上窜下跳。童年记忆中的院落，没有墙也没有门儿，只有清新的空气和袅袅炊烟。

邻居大婶家的枣红了圈儿，我和哥哥仰着脖子眼巴巴的望了好几天。有一天，我们看着婶儿和叔推着车子出门了，我在门口儿把守，哥哥钻进院墙后拉开大门（所谓的大门儿就是荆条编制的栅栏儿）让我进去，哥哥嗖嗖地爬上树摇晃着上面的枣儿。我在树下面捡着正在得意时，三奶奶拄着拐扭着小脚耷拉着眼皮说：“我说这院里咋有动静呢！”我俩红着脸揣着几颗红枣儿逃出了那扇篱笆门儿。

几年后村西建了一座砖瓦场，占村民的土地以砖瓦折算。有了砖瓦的村民不再夯土盖房，渐渐地建起了瓦房，瓦房冬暖夏凉，扯上电灯煞是好看。黑白屏电视里天天讲防火防盗。计划生育是一项国策，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好，关爱女孩，女儿也是继承人。乡镇工作人员天天敲这门撬那门儿的催缴超生罚款，有的人家不生儿子不罢休，就携家外出谋生。我记得有一年春节晚会的小品《超生游击队》挺有意思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的发现村民的腰包也鼓起来了，有了大哥大手提电话，骑着雅马哈摩托车，大街上能看见小轿车。大冬天里吃上了西红柿和大西瓜，姐姐们穿着衣裳是越来越露，鞋跟像一根棍儿，走起路来前挺后翘的惹得小伙子们成群结队地在屁股后挤眉弄眼地耍流氓。因为逃避超生罚款外出谋生的大舅是第一家盖起了小洋楼儿，装起来电话的，院墙上镶上欧式罗马柱装饰，大门上焊接着漂亮的铁花，路过的行人啧啧称赞。成了村里万元户，四邻八乡都打听他干什么发啦，他傻呵呵地说：“收破烂，搞建筑，北京城里就是一个大工地，拆建的活多。”后来村民们都跟着大舅在外面收破烂、做建筑小工，村里就剩下老弱病残孕承包的土地开始撂荒，种一年地不如在城里干两个月来钱多。后来镇上号召适龄青年外出务工，说是走出去带回来，一年土二年洋三年带钱敬爹娘。这一下子一发不可收拾，农民工这个名词走上了国家两会议程，大规模的流动务工，导致一票难求的局面。

国家经济发展是刚需，百姓安居乐业是追求，城镇化建设的步伐越来越快，新城区建设土地有偿回收，农民集中上楼，生活小区高耸入云，小区门禁系统明察秋毫，单元门口儿的人脸识别系统，更是森严连一只蚊子都飞不进去。

我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智能化，层层的门禁智能系统保护着我们来之不易的财富。从无门的农家敞院，到几根荆条编制柴门庇护的小院，再到砖瓦墙安装的木门，后来的铁将军把守的小洋楼，到拆迁回迁集体的楼门，走进家门需要层层的门禁系统……这一切的变化，反映了国家历经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天穹之下，阡陌之间，大到国家政策，小到百姓日常坊间，在日益鲜活的时代脉搏之上，听跳动，看变化，闻花香，捧茗一杯感受岁月过往的痕迹。

家门这般，国门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