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的私“志”

我喜欢读名人书信，这些书信里不仅有他们色彩斑斓的生活，更有其与众不同的性情与操守。

1941年，著名作家、收藏家郑振铎致信重庆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信中这样写道：“森公在此，每事请益，获裨良多，至感愉快！几于无日不聚，聚无不长谈。奇书共赏，疑难共析，书林掌故，所获尤多，诚胜读十年书矣。惟近有一事，殊使弟深感不安。为弟之立场计，不敢不慎重声明素志。盖顷从某友许获悉森公曾去函尊处，述何先生意，欲按月付弟以若干报酬。此事殊骇听闻！弟事先毫不知情……弟束发读书，尚明义利之辨。一腔热血，爱国不敢后人。一岁以来，弟之所以呼号，废寝忘食以从事于抢救文物者，纯是一番为国效劳的心。若一谈及报酬，则前功尽弃，大类居功邀赏矣，万万非弟所能闻问也……国难未已，分金均宜爱惜，我辈书生至今尚得食国禄，感国恩已深，虽此间生活程度颇高，然量入为出，差足仰养俯育，更不宜乘机取利，肥自肥家。读书养气，所为何事！见利忘义，有类禽兽。良知未泯，国法具在，务恳吾公成全弟之私‘志’，感甚！感甚！”

为了让大家明白此信的前因后果，这里将相关背景交代一下。日军攻陷上海后，大量文物特别是中国古典文献遭到毁坏，幸存下来的，又被日伪及美英驻华机构高价收购或强抢，大箱大箱运往海外。看到祖国的文献遭逢如此劫难，暂留上海的郑振铎心急如焚，他联合同样具有家国情怀的光华大学校长张咏霓、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即信里提及的“何先生”）、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等人，暗中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全力抢救珍本、善本图书，并争取到中央图书馆和中英文教基金会的拨款资助。“文献保存同志会”成立一年时，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国学大师徐森玉（即信中说到的“森公”）受命从重庆前来上海，秘密参与对珍贵文献的甄别、验收、抢救。这些爱国人士取得的成就是非常可观的。1940年12月23日，郑振铎、徐森玉、何炳松联名向中英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朱家骅、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汇报说：“本月廿日止，已得……善本书总约三千种，内宋密三十种，密藏孤本不少”。郑振铎“奔走最力”，使用的公款又全部用来购买图书，车船、联络等费用“从未动用公款一钱”，徐森玉与何炳松深受感动，他们建议重庆当局给予郑振铎适当补助。郑振铎寄给蒋复璁的信，就是针对徐、何的建议而写的。

读完郑振铎的来信，蒋复璁非常钦敬，他深知身在沦陷区的郑振铎生存非常困难，温声劝他收下这笔并不丰厚的补助。郑振铎回信说：“书生报国，仅能收拾残余，已有惭于前后方人士的喋血杀敌者矣。若竟复以此自诩，而贸然居功取酬，尚能自称为‘人’乎？望吾公以‘人’视我，不提报酬之事，实为私幸”，再次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笔钱。

世界上应该有两种财物，一是不义之财，一是合义之财。所谓不义之财，就是没有蕴含足够的血汗，不符合道德、法律的钱财，不当补助、贪污、受贿、敲诈、欺骗所得都属于此类。所谓合义之财，是指以个人诚实的劳动作为支撑，无损公平正义和世道人心的钱财，中央图书馆准备给予郑振铎的那笔补助就是这种类型。拒绝不义之财，多数人可以做到，毕竟拿了这样的钱，可能遭人白眼甚至受到社会的追究。谢绝合义之财，一般人很难做到。原因很简单：人生在世，处处都需要金钱，拿了合义之财，对我们的生活有帮助，又不会引发别人对我们的负面观感。正因为如此，一个人能像郑振铎一样拒绝合义之财也就成了一种别样的高度。

如今我们所处的社会跟七十多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国家不再受人欺凌，国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也大幅提高，然而，少数人的道德水准却降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他们身居高位，衣有品，食有鱼，居有屋，出有车，却仍然不满足，不仅对合义之财锱铢必较，甚至还要对不义之财肆无忌惮地伸手，贪腐金额动辄上亿元甚至十亿元，其品质不要说跟当年的郑振铎们相比有天壤之别，就是跟普通人比，也应该愧煞。

郑振铎先生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走向另一个世界，但他写给蒋复璁的信却像一盏长明灯，照亮着后来者的灵魂。

（作者为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