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学札记（17）

史鉴

之一

列宁：单靠农业的丰收还不够，我们还要有重工业

1.  1938年10月，日本占领中国广州、武汉后，准备停止对南方的战略进攻，11月1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倭人气量短窄，事尚彻底，非生即死，决无对弱者中途妥协与让步之理。”1941年12月8日，日本人便向美国宣战。当日，蒋介石写道：“抗战政略之成就，本日达于极点，物极必反，能不戒惧？！”

1940年6月，德国人已横扫欧洲，占领法国，10月1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德人只知武力不懂政治亦殊可怜也。”1941年6月22日，德国人便向苏联宣战并于1942年7月发动斯大林格勒战役。10月12日，毛泽东说：“拿破仑的政治生命，终结于滑铁卢，而其决定点，则是在莫斯科的失败。希特勒今天正是走的拿破仑的道路，斯大林格勒一役，是他的灭亡的决定点。”1945年2月4日，在雅尔塔会议上丘吉尔曾问斯大林“对作为战略家的希特勒有什么评价”，斯大林回答说：“希特勒作为一名战略家已经徒具虚名了。”

1945年，日本人和德国人均因其“事尚彻底”和“不懂政治”而遭灭顶之灾；而当时“不堪一击”的中国顺势而为反成了后来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并于1953年在朝鲜战场上打服了曾在太平洋战场上打败了日本的美国。从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到1953年的朝鲜停战谈判，其间只有16年的光景。究其因不外乎日本人、德国人和美国人缺乏中国人那种基于大哲学和大历史且充满辩证思维的文化素养。

2.  资料显示，1951年“美国政府是倾向于承认共产党政权的”，艾奇逊“一直坚持地要求杜鲁门同意尽早承认共产党中国”。杜鲁门说艾奇逊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现在的问题不在他本人，而在于“国会和其他不主张承认的团体的压力”。正是这种压力——目前看来，这种压力来自华尔街，国会只是它的附庸——的惯性，使得美国不仅拒绝承认新中国而且还无奈地在朝鲜战场失败后又走上越南战场。读史至此，再联想起张伯伦对希特勒的迟钝反应，只能对西式垄断资本控制下的“民主体制”扼腕唏嘘。

3．史书讲1918-1919年发生了可怕的“流行性感冒的传播”，这一灾祸夺走了百万人的生命。这可能是2003年中国“非典”的较早案例。

4.两条史料及其评论：

史料一

1939年1月3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会议上全面倾吐了他对世界形势及美国战略的攻势性的考虑。他告诉其同僚：

当然，正如各位所知，我对世界的未来——这是指它的真实情况——非常忧虑。我不是属于那种学派，即认为我们可以沿着本国边界划一条防御线，并应该完全孤立地生活。我总是想着另一个政府中发生的事。

接着他谈到欧洲即将发生的战争及美国的应对战略。他先谈美国的两洋战略任务：

美国在太平洋上的第一道防御线是一系列岛屿，我们期望通过海军、陆军和飞机阻止日本——让我们十分坦率地说——统治整个太平洋，并防止我们（原文如此。疑为“他们”的口误或笔误——译者注）接近南美洲的西海岸。那是个问题，我们决不会遭到中国、菲律宾、暹罗或缅甸的攻击。这完全是一个防御日本的问题。我们不能大声直说，这会被认为是不友好的。

在大西洋上，我们的第一道防线是一大批国家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它们持续、独立地存在。目前，这些是什么呢？请记住这些字眼，具有持续的独立这一内涵的“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国家的独立意味着“独立”，并不意味着在军事上或经济上遭受某个其他国家的“统治”。

这话真是开宗明义，说透了，即在太平洋方面美国的主要任务是控制“一系列岛屿”，在这方面的敌人是日本；在大西洋，罗斯福反复强调和暗示的“独立地存在”就是保持欧洲的破碎性而不是完整性。完整统一的即“在军事上或经济上遭受某个其他国家的‘统治’”的欧洲，才是美国的大敌，而致力于欧洲统一的国家，就是美国的真正对手。这里显然是指当时的德国。当然这只是地区性目标，从全球目标而言，美国的目标则是要取代英法主导的世界霸权。

接着罗斯福计算了一下目前欧洲还有二十几个独立国家，说“但如果德国和意大利的军事力量再保持下去，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共同的或各自的成功步骤再继续下去，它们将不可能独立。它们会失去独立”。他说：

如果这种情况果然发生了，英国、法国和其他仍然保持独立的国家决定起而战斗，那时你们就会碰到武器问题。

我们不能假定它们会打败德国和意大利。最好的看法是，这是一场成败掺半的赌局，决不能忽视。这是一场50：50的赌局，这些国家可能会遭到失败，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可能获胜。如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获胜，主要原因是拥有空军这个巨大的优势，它将把英国和法国赶入地下。而英法自己的空军力量实际上会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被消灭。

当欧洲被控制时，下一步当然是所有的小国都自动就范，因为对它们来说抵抗是愚蠢的，它们不投降就会被消灭。非洲会自动陷落，那是很明显的，因为非洲的百分之九十是殖民地。

这些陷落的国家将实现非军事化。

再下一步，希特勒老兄在昨天的讲话中已作了暗示，非常明显的是中美洲和南美洲。

这就是说，目前德国与意大利对欧洲的兼并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欧洲一旦在兼并中实现统一，即从破碎化转变为整体化，接下来就是美国。因此，保持欧洲破碎及由此产生的彼此战争而不是“非军事化”既符合美国的利益也符合在座资本家的利益。罗斯福警告在座的同僚：

请不要说这是空想，不要说这只是白日之梦。六年前希特勒这个人上台控制德国政府时，德国已经崩溃，已经完全彻底地失败，负债累累，分崩离析，不值得被看作是世界上的一支力量。那时你们中有谁会说六年后德国将会完全和绝对地统治欧洲？这就说明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这里闲坐并说这是白日之梦。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应为英法宣战后必然要“碰到的武器问题”做好准备，加紧武器生产。让美国在这场“50:50的赌局”中，大获其利。但在德意装备占据优势的情况下，不能让英法倒下。英法倒下，意味着欧洲的统一；欧洲统一才真正是美国的、特别是美国军工资本家的灾难。罗斯福向其同僚幸灾乐祸地交底说：

慕尼黑会议后，9月28日（原文如此，慕尼黑会议举行于9月29日——译者注）那天，英国人大为烦恼。他们受了惊吓，惊慌失措，派人来这里，确实定购了飞机。我不知道他们在此购买了多少飞机，然而我想是300~400架。

法国人的政府制度是每天早晨早餐前更换内阁。法国人开始讨论，这时的想法是，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将要购买多少飞机。这是一个极好的想法。我们说：“越多越好！来，快来！使我们的工厂能进行批量生产，好！”

因此，最后在第三或第四次尝试从法国国库中拨出500万美元购买我国的飞机时，他们的态度变得足够认真了。我们说：“好极了！叫好有两个非常简单的理由。第一，目前我们的工厂闲置着。如果你们现在来订货，这些货物将在明年春天我们自己的订单开始到来之前大体完成。”这是一个理由，是国内的原因。第二，现在我们不告诉他们，但是我们了解这点：我们希望法国继续作为独立的国家存在。我们不希望法国不得不向这个、那个或其他事物屈服，因为法国屈服，英国屈服，欧洲或其他任何地方将不存在什么独立的国家。因此，十分坦率地说，尽我们所能——完全作为一件和平的事情，世界和平的事情——去帮助法国和英国维护独立，这是我们的利益所在。确实，目前它们的独立受到了威胁。

我想，阿瑟·克罗曾经说过：“这不是非中立吗？”是的，可以这样说。而我作为陆海军统帅和行政部门首脑，将竭尽全力防止任何军火进入德国、意大利或日本。为什么？因为自我保护是美国政策的组成部分。我将尽我所能，通过尽快地向世界上大约四十或五十个现在还保持独立的国家运送一切它们有能力支付的货物，以维护它们的独立。这就是美国的外交政策。

这就是真正的答复。你们不必担心由谁来批准这批订货或其他订货。我坦率地希望法国能够得到我们所能生产的最高速驱逐机。我国有六家公司生产这种飞机。我希望他们会得到他们能够在我国购买的最好的重型和中型轰炸机。这不是一个秘密问题。我们只保守一个秘密，那就是轰炸瞄准具，这还没有向法国透露，也不会向它透露。我祈求上帝让他们得到飞机。很快地得到并把它们运抵法国。这可能意味着拯救我们的文明。

罗斯福这篇交底式的演讲引起在座要员的鼓掌，因为他在满足美利坚民族利益的同时还满足了华尔街军火商的利益——在美国，满足后者是实现前者利益的前提。罗斯福让他们明白了“拯救我们的文明”的含义就是保证大西洋东岸欧洲大陆“一大批国家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只要这批国家“独立的存在”，欧洲就会持续保持其破碎性这一致命弱点，就不会对美国造成永久性的威胁。

美国就是这样从局部上将德国和意大利列为欧洲战场的对手，其原因不是它们“极权”而是因为它们要统一欧洲；在全局上英国和法国是美国的对手，其原因并不是英国和法国“民主”而是美国要取代它们的世界霸权地位。正因此，美国在德、意、日崛起后利用它们在全球范围内击倒英、法，而后再联合英、法击败德、意、日，这样既获得了世界霸主地位（即“拯救我们的文明”），又保证了欧洲的破碎性（即“一大批国家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及由此必然引起的欧洲内部冲突，而后者恰恰又是前者即美国世界霸权存在及保证美国军工资本大幅增值的前提。

史料二：

1943年11月8日，就在德黑兰第一次会议“前一个小时”，罗斯福像守望已久期盼见面的“恋人”迅速与斯大林约会。对此，丘吉尔——据哈里曼回忆——“显然感到懊恼”，因为“首相曾要求在上午或在午餐时与罗斯福见面，以便事先处理好他们预定于下午四点钟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与斯大林讨论的那些军事问题。但罗斯福毫不动摇，他希望首先与斯大林见面，只留两名译员波伦和V.N.巴甫洛夫在旁”。谈话直抄英国的“后路”即印度的前途，据档案记载：

罗斯福表示，最好不和丘吉尔谈印度问题，因为他罗斯福知道，丘吉尔对印度问题没有任何主意。丘吉尔认为，这个问题可留到战争结束以后解决。

斯大林说，印度是丘吉尔的一个病灶。

罗斯福同意这一点，但他认为，英国必须在印度采取某种行动。

罗斯福说，他希望同斯大林随便谈谈印度问题。他认为，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从下面开始，而不是从上面开始，也许这个就是苏维埃制度。

斯大林答，从下面开始——这意味着走革命道路。

罗斯福说，关于印度，局外人比那些同这个问题有直接关系的人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斯大林说，当然，局外人能比较客观地观察事物。

罗斯福说“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这言外之意就是印度可以在战后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丘吉尔曾把印度称为“英王皇冠上的那颗真正最为光亮而珍贵的宝石”；而现在罗斯福——与1940年底希特勒对莫洛托夫所说“你们应该有通向温暖海洋的出口，将来要像伊朗、印度那样”的话是同一个意思，也是出于同一个目的——要将这颗丘吉尔珍惜并正在为之奋斗的“最为光亮而珍贵的宝石”献给斯大林，而这对正在同一个战壕作战的并准备过69岁生日的丘吉尔来说，是绝妙的戏弄和出卖。这可真是“老乡见老乡，背后打一枪”。丘吉尔曾得意地告诉斯大林，“从母系方面讲，他一半是美国人”，可现在同为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罗斯福联合斯拉夫人在丘吉尔这位天真的老乡背后真的打了暗枪。多年后在丘吉尔写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他显然对罗斯福和斯大林这次会谈内容一无所知，他说：

11月30日是一个忙碌而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是我69岁生日，几乎一整天我都忙于我一直关注的某些最重要事务。罗斯福总统与斯大林元帅保持私人接触，并逗留在苏俄大使馆中。尽管总统与我关系密切，并且我们的重要问题交织在一起，但自从我们离开开罗以后，他一直避免单独与我见面。

就在这前两天，也就是在罗斯福与斯大林会谈的时候，丘吉尔“失恋”似的在德黑兰英国公使馆撒疯。据哈里曼回忆：

他（丘吉尔）说他乐于服从命令；他有权担任会议主席，因为他年龄最大，因为他的姓氏是C字打头，因为他所代表的大英帝国具有历史上的重要性。他放弃了这些权利，但他要坚持一件事情，那就是必须让他在30日举行晚宴，这一天是他的69岁生日……他说他要喝得酩酊大醉，准备在第二天开路。

与两年前斯大林对待希特勒承诺的“印度洋”的诱饵无动于衷一样，这次斯大林也没有对印度表现出任何兴趣，他更多地关心的是苏联力所能及的周边，尤其是从波罗的海西岸到黑海区域的控制权这一在张伯伦、希特勒、艾登谈判中始终死咬不放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说，这次私下会晤使斯大林明白了罗斯福愿与他为最终击败英国结成暗盟的底牌。这次“智者的会晤”后，斯大林与罗斯福之间没有“正式协议和宣言”而只有心领神会的反英暗盟，事实上建立了。

此后，罗斯福与斯大林在谈判桌上总是所向披靡。罗斯福曾向担任劳工部长的老朋友柏金斯谈过他在德黑兰期间是如何与斯大林建立起这种准“哥们”友谊的。他说在会上他总是刻意与丘吉尔保持距离，以致“丘吉尔脸红气胀地皱眉蹙额；他越是这样，斯大林就越是微笑。最后，斯大林忍不住爆出大笑。三天来，我第一次见到阳光！我先忍住了，后来终于和斯大林笑成一团。这时，我开始称呼他为‘约瑟夫’。他笑着走过来和我握手。从此我们的交情又深化为个人关系，我们可以像兄弟般交谈”。在雅尔塔的五天会议中，罗斯福就更是“一直避免单独和丘吉尔见面”。哈里曼认为“这是罗斯福的一种战术，而非对首相的有意轻视”。

评论：

（1）读懂了上述资料，就对斯大林下面的话有了更准确的理解。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说：

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是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

斯大林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比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从理论上讲来，这当然是对的。这不仅在现时、在目前是对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也是对的。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者们也多少懂得的。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究不是从对苏联作战开始，而是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开始的。”对此，斯大林解释说：“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所提出的问题，只是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优势的问题，而对苏联作战所一定要提出的问题，却是资本主义本身存亡的问题。”

斯大林曾随列宁在俄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最终赢得战争胜利的大战略家，只有有了这样经历的人，才能对资本主义战争性质有如此深刻的认识。

（2）引发欧洲内斗是英国继而美国控制欧洲的传统套路，欧洲人对此已有惨痛的教训。为此，2015年2月15日，在明斯克会议上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抛开美国和英国直接与普京讨论并决定乌克兰前途，特别是德国总理默克尔不顾美国的反对于5月10日到访俄罗斯，到无名烈士墓献花后到克里姆林宫同普京会谈。这让美、英两国十分尴尬。

（3） 这表明今天的欧盟已吸取当年因张伯伦的阻止而使法国总理达拉第怠慢了斯大林，由此造成苏美联手并由此使欧洲失去世界霸权的教训，明斯克会议将美国和英国完全排除在外，其“自家的事自家处理”，不容他人——昨天是罗斯福、张伯伦，今天是奥巴马、卡梅伦——置喙的意思已不言而喻。

（4）与此相应，2016年6月24日，英国就是否脱离欧盟进行了公投，结果有51.9%的人同意脱欧。

5. 关于1937年所谓的苏联“大清洗”，有两个人的回忆资料值得注意：

曾接替李维诺夫外长职位的莫洛托夫在1971年2月3日的一次谈话中回忆说：

1937年发生的事是必要的。如果考虑在革命以后我们左砍右杀取得了胜利，但是还存在着各派敌人的残余，在面临法西斯侵略危险的时候，他们可能联合起来。我们多亏了1937年，在战争期间才没有第五纵队作怪。

如果说莫洛托夫是这次“大清洗”的“获益”人，他有上述看法不足为奇的话，那么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反对派代表人物、对斯大林主义持激烈反对立场的米洛凡•杰拉斯对1937年“大清洗”所持的评价则更为客观。米洛凡•杰拉斯在《同斯大林谈话》这本书中说：

斯大林虽然在军队中搞了大清洗，特别是在高级指挥系统中，但是这点所带来的危害并不像人们所估计得那样严重，因为他同时毫不动摇地提拔了许多年轻有为的军官——忠于他的每个军官者明白，他们的风发的志向会得到支持。斯大林在战争期间，对高级指挥体系所进行的调动和安排如此迅速和果断，使人们看到，他真是精明强干并愿意给最有才干的人提供晋升的机会。他同时做两件事情：一方面，在军队里培养绝对服从政府、党和他个人的精神，为加强军队战斗力和提高生活水平而不惜一切；另一方面，迅速提拔最有才能的人才。

米洛凡•杰拉斯1911年6月12日生，1932年参加南共，同年被捕坐牢。1935年被释放。1937年被选为中央委员，1940年被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1948年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中央执行局书记，1953年初任南斯拉夫副总统，同年末任联邦人民议会主席。1954年3月被开除出党，1955年被判处18个月的监禁，监外执行。1956年10月29日因赞同匈牙利事件而被判处三年徒刑，1961年1月被释放，三个月过后，因发表《同斯大林谈话》一书获罪而被关进监狱。鉴于写这本书时的特殊背景和作者的非党员身份，以及作者在写《同斯大林谈话》这本书时斯大林已去世八年之久，苏联也已经历了反斯大林运动的暴风骤雨，因此，笔者认为：这时作者对斯大林“大清洗”的评价，应当比西方学术界的评价更为客观；而作为斯大林主义反对派的杰拉斯的观点与斯大林主义拥护者的莫洛托夫的观点在事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段里不谋而合，其说服力不需赘言。

现在看来，所谓“大清洗”是西方对斯大林1937年推行且对巩固苏联国防具有重大意义的军队体制改革的妖魔化说法。事实上，正是1937年这次比较彻底的军队体制改革，才使苏联军队中像朱可夫这样有创新才能的青年军官获得大批提拔；也正是这些干部及其战法创新，才使苏联军队抵挡住了希特勒的入侵并为世界反法西斯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

6. 2010年4月30日上海世博会开幕当天的三则消息：

（1）人民日报消息：“上海世博会今开幕”。

（2）日本共同社中文网站发表文章《上海世博会开幕 中国致力弘扬国威》；《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发表文章祝贺中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崛起。

（3）环球网消息：据美国世界新闻网4月29日报道，当地时间24日晚间，中国驻休斯敦副总领事郁伯仁在总领馆附近遭到休斯敦警察围捕，期间美国警察手法粗暴，郁伯仁受伤被送往医院。此事已经掀起一场外交风波，中国政府已就此事向美国发出抗议。美国国务院表态称正在调查，并非常严肃地看待此事。

7. 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1805～1859）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18世纪法国的“经济学派”：

他们在四周找不到任何与这种理想相符的东西，便到亚洲的深处去寻找。我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个人在他们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对中国倍加赞扬。只要读他们的书，就一定会看到对中国的赞美；由于对中国还很不了解，他们对我们讲的尽是些无稽之谈。被一小撮欧洲人任意摆布的那个虚弱野蛮的政府，在他们看来是可供世界各国仿效的最完美的典范。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政府好比是后来全体法国人心目中的英国和美国。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获得；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驰神往。

在阅读这段托克维尔于19世纪中叶写下的文字时，我们仿佛置换了时空，误以为这是在批评今天中国那些以美国制度为范本的“普世价值”派。托克维尔是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者，经过法国革命后，他对“自由主义”有了极为深刻的反思，他写道：

我想，从这个时刻起，这场彻底的革命就不可避免了，它必然使旧制度所包含的坏东西和好东西同归于尽。没有充分准备的人民自行动手从事全面改革，不可能不毁掉一切。专制君主本来可以成为危险较小的改革家。对我来说，当我考虑到这场革命摧毁了那样多与自由背道而驰的制度、思想、习惯，另一方面它也废除了那样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这时，我便倾向于认为，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

要理解我们这场革命的历史，千万不要忘记上述观点。

托克维尔提出革命的出现往往不在人们失去而是获得自由之后：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托克维尔总结出的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它似乎适用于一切政府而非仅仅是“坏政府”。20世纪40年代末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和80年代末的苏联共产党政府都曾在垮台前加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其结果是这种“改革”反成了他们垮台的加速器。托克维尔发现法国大革命前有左右两种“激情”合流，他说：

那些仔细研究过18世纪法国的人，从书本中，已能看出人民内部产生和发展了两种主要的激情，它们不是同时代的产物，而且从未指向同一目标。

有一种激情渊源更远更深，这就是对不平等的猛烈而无法遏制的仇恨。这种仇恨的产生和滋长的原因是存在不平等，很久以来，它就以一种持续而无法抵御的力量促使法国人去彻底摧毁中世纪遗留的一切制度，扫清场地后，去建立一个人道所允许的人人彼此相像、地位平等的社会。

另一种激情出现较晚，根基较浅，它促使法国人不仅要生活平等，而且要自由。

结果，王权被打倒了，可皇权建立了。托克维尔说：

但是，当发动大革命的精力旺盛的一代人被摧毁或丧失锐气时——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进行类似事业的整代人身上，当对自由的热爱按照这类事件的自然规律，在无政府状态和人民专政中被挫伤而软弱无力时，当慌乱的民族摸索着寻找他的主人时，专制政府便有了重新建立的极好机会，而这些机会是那位天才轻而易举地发现的，他后来既是大革命的继续者，又是大革命的摧毁者。

在全书结尾，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做了如下评论：

法国革命对于那些只愿观察革命本身的人将是一片黑暗，只有在大革命以前的各个时代才能找到照亮大革命的灯火。对旧社会，对它的法律、它的弊病、它的偏见、它的苦难、它的伟大，若无清晰的透视，就绝对不能理解旧社会衰亡以来60年间法国人的所作所为；但是人们若不深入到我们民族的性格中去，这种透视还不足以解决问题。

当我考虑这个民族本身时，我发现这次革命比它历史上的任何事件更加惊人。它在行动中如此充满对立，如此爱走极端，不是由原则指导，而是任感情摆布；它总是比人们预料的更坏或更好，时而在人类的一般水准之下，时而又大大超过一般水准；这个民族的主要本性经久不变，以至在两三千年前人们为它勾划的肖像中，就可辨出它现在的模样；同时，它的日常思想和好恶又是那样多变，以致最后变成连自己也料想不到的样子，而且，对它刚做过的事情，它常常像陌生人一样吃惊；当人们放手任其独处时，它最喜欢深居简出，最爱因循守旧，一旦有人硬把它从家中和习惯中拉出来，它就准备走到地角天涯，无所畏惧；它的性情桀骜不驯，有时却适应君主的专横甚至强暴的统治权，而不适应主要公民的正规自由的政府；今天它坚决反对逆来顺受，明天它又俯首帖耳，使那些最长于受人奴役的民族都望尘莫及；只要无人反抗，一根纱线就能牵着它走，一旦什么地方出现反抗的榜样，它就再也无法控制；总是使它的主人上当，主人不是过于怕它，就是怕它不够；它从未自由到决不会被奴役，也从未奴化到再无力量砸碎桎梏；它适宜于做一切事物，但最出色的是战争；它崇尚机遇、力量、成功、光彩和喧闹，胜过真正的光荣；它长于英雄行为，而非德行，长于天才，而非常识，它适于设想庞大的规划，而不适于圆满完成伟大的事业；它是欧洲各民族中最光辉、最危险的民族，天生就最适于变化，时而令人赞美，时而令人仇恨，时而使人怜悯，时而令人恐怖，但绝不会令人无动于衷，请问世界上有过这样一个民族吗？

托克维尔写出这些文字时离法国大革命已有半个世纪，因而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思这场运动，上述认识反映了19世纪中叶包括黑格尔在内的欧洲知识分子对17～18世纪启蒙运动的新思考和新共识。在这种共识中，欧洲人比较合理地消化而不是抛弃（只是“扬弃”）了欧洲大革命的积极成果，将一大批政治家——比如德国俾斯麦、俄国维特、美国林肯等——推上世界政治的中心。欧洲人这段心路历程，对于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并亲眼看到苏联在“新思维”运动中迅速解体的中国人来说，合理地扬弃性总结这些历史经验，对于中国未来的进步是绝对必要的。

8. 今天的美国政治家真的需要读书了。如果他们不愿意像基辛格那样读《毛泽东选集》的话，那就建议他们一定要读读沃尔特‧•李普曼分别于1944年和1947年出版的《美国外交政策》和《冷战》这两本（在目前中国国内也很难找到的）书，而不要读凯南和布热津斯基的书。布氏的书是凯南思想幼稚部分的继续和膨胀，而这种膨胀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二战”后英国外交骄纵的结果。

李普曼是冷战年代美国最不冷静时期的最冷静的战略思想家。他的学术地位长期受到“二战”后决心向美国复仇的英国人——为了不让美国人了解——以所谓“美国新闻评论家”定位的刻意淡化。李普曼在《美国外交政策》一书就对美国人的“世界主义”情绪提出警告，他告诫美国要避免那种意在纠正世界的传教士式的干涉主义。他写道：

美国必须在它的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使它的宗旨在它的手段可以到达的范围之内，也使它的手段可以达成它的宗旨；使它的负担和它的力量相称，也使它的力量足够来完成它的“责任”：要是不确立起这个原则，那根本就谈不到什么外交政策。

当时李普曼提出这个“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的外交哲学为罗斯福战后世界安排提供了原则并为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大国准备好了思想基础。1947年，他针对凯南的“遏制”政策和以此为基础的“杜鲁门主义”的危险出版《冷战》一书，指出美国安全的脆弱性：提醒美国政府不要忘记在“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的外交哲学，李普曼说：

美国的军事力量是特别不适用于需要在一个无限度的期间坚持而耐心地加以贯彻执行的遏制政策。如果苏联是像日本一样的岛国，美国的海空力量是可以推行这样一个政策的。美国可以没有很大困难地实行对敌封锁。但是苏联需要在大陆上加以遏制，这样所谓“守住防线”就不能不是一种壕堑战。

然而美国军事力量所擅长的并不是无限期地防守阵地。这样做，需要大批驯服的人发挥巨大的忍耐力。美国军事力量的优点在于它的运动性、它的速度、它的射程和它的进攻威力。因此它并不是执行遏制外交政策的有效工具。它只能服务于一种以决战和解决为目标的政策。它可以而且应该用来挽救已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倾覆了的均势。但是它并不适合于遏制、等待、对抗、阻拦的政策，这种政策并没有具体的目标，而只求最终“挫折”敌人。

很可能，在俄国人还没有挫折以前，美国人自己倒已经为X先生的政策所挫折而沮丧了。

至于美国为遏制苏联拉起包围圈，李普曼警告说：

这种企图用边缘国家筑成“攻不破的藩篱”来“遏制”苏联的政策，还有更不利之处。我们必须承认，这些边缘国家都是弱国。而弱小的盟国并不是资本，它们是负担。为了支撑和维持它们，需要分散我们的力量，花费我们的金钱和信誉。这些弱国是容易受侵害的。而为保护它们所花的气力丝毫也无助于我们决定或者解决主要冲突。

我们可以明白看出，这个新的联合阵线其实是联合不起来的。这个边缘地带没有成为抵御苏联力量的攻不破的藩篱，而却是一锅沸腾内争的稀粥。

至于欧洲与美国的“盟友”关系，李普曼分析说：

英国人、法国人和其他所有欧洲人都看到，他们是被置于鎚和砧之间，即使我们没有认识到，他们却认识到，把希望寄托于苏联力量将挫折而崩溃的这种政策，是执行不了，是不能顺利推行，是必然要失败的。

欧洲主要的民主国家，而且恐怕包括美洲民主国家在内，它们的目的充其量就是在苏美之间保持势力平衡，也就是成为苏美冲突的调解人。从最坏的方面去看，它们的目的就是把自己孤立在某种状态中，以便逃脱被苏联陆军蹂躏和被美国空军轰炸的双重灾难。

我们决不可自欺地认为，我们在对苏冲突中率领着一个世界性的民主国家联合战线。

李普曼还用刚刚经历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说明遏制战略的不可行，他说凯南这些人：

他们记得张伯伦先生对波兰提出保证以遏制希特勒的尝试。他们记得赫尔先生在中国遏制日本势力范围的尝试。他们知道遏制政策是遏制不了的，“对抗力量”的措施是注定会不及时和分量不够的，全线防守而希望最理想的事发生的政策意味着把战略主动权缴了械，分散我们的力量而毫无获得决定和解决的前景，并且最后会意味着一场一发不可收拾的战争。

沃尔特•李普曼认为凯南那种用善恶判断敌友的“遏制”战略是荒唐的，并建设性地提出自己的哲学思考——这些思想显然成为后来尼克松、基辛格引导美国走出困境的认识基础。他说：

依我看来，这样的结论（即“遏制”苏联的结论——引者）是没有根据的。外交史本来就是对手国家之间的关系史，它们并不享有政治上的亲密关系，也不响应求得共同目的的呼吁。尽管如此，历史上是有过解决安排的。有些解决安排维持得不很久，有些维持了很久。作为一个外交家而认为对手和不友好国家之间不能达成解决，那是忘记了外交是干什么的。如果世界上全是伙伴国家，享有政治上的亲密关系，响应共同的呼吁的话，外交家将没有什么事可干了。

对一个存在着对手国家的世界，外交处理的方法就是组织一种力量均势，使得那些对手国家，不论怎样缺乏政治上的亲密关系和不响应于共同的呼吁，都不能有侵略成功的前景。这就是外交家所说的解决对手国家之间冲突的含义。这并不是说那些国家将不再是对手，而都会被改造为具有同样的思想和要求。这是意味着，不论这些国家的思想、要求和意识目的如何，力量的均势将使它们认识到进行侵略是要吃亏的。

最后，沃尔特•李普曼对凯南的“遏制”战略经过上述破立兼顾的批判后明白无误地宣布说：

我反对遏制政策，不在于它要用美国力量去对抗苏联，而在于这个政策的设计不对头，它一定会导致滥用美国的力量。

这是李普曼在1947年发表的旨在为美国卸除“杜鲁门主义所加于我们的负担”的看法，尽管随后不久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结局印证了李普曼意见的正确性，但这时处于巅峰期的美国政治家们已听不进这些冷静的意见，他们宁愿听信丘吉尔意在骄纵美国的“铁幕演说”，偏爱汤因比让美国担当世界民主领袖的“倡议”，采纳英国人喜欢的麦卡锡和凯南等不冷静的政策建议，冲向全世界。20世纪70年代美国陷入全面危机，国力大幅衰落。

美国小布什时期的政客们再次犯了李普曼所指出的而又被布热津斯基所骄纵的那种因“贪多嚼不烂”而导致的国家“糖尿病综合症”。如没有“断臂”决心，果断改换素食“食谱”，其结果将是“综合并发症”,即作为帝国的美国全面衰落。

9.仙台有仙，福岛无福。说福岛无福，这是因为在2011年日本发生“3·11”地震海啸中,福岛的核电站发生爆炸和大面积核泄漏；说仙台有仙，这是因为尽管遭遇九级大地震，但在仙台东北大学片平校区的鲁迅纪念馆仍完好无损。

10. 1999年7月9日，李登辉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抛出“两国论”，将两岸关系定位为“国家与国家的关系，至少是特殊的国家与国家的关系”。9月21日，台湾便发生了7.6级的大地震。相隔时间为76天。

2010年12月3日，日美两国在冲绳东部举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演习规模达到刚刚结束的韩美黄海军演的6倍。2011年3月8日，日本东京知事石原慎太郎在接受英国《独立报》专访时向世界传达出明确的核信号，他说：日本可以在一年内建造核武器。若日本拥有核武器，中国就不敢“染指”钓鱼岛。“如果日本单方面发展了核武器，朝鲜就不会劫持我们这么多的公民”，“而一个被核武装的日本也将从俄罗斯那里赢得更多尊重”。三天后即3月11日，日本便遭遇了9级大地震。接踵而至的是排山倒海般袭来的海啸、雪灾、火山、核泄漏与大面积核污染。原计划持续至4月的日美韩海上军演被迫中止。

这次日本大地震的政治意义在于它重挫了日本几十年来埋头发展的核能力。

11．2010年4月1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接受澳大利亚电视台采访时说：

如果10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地球资源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美国并不想限制中国的发展，但中国在发展的时候要承担起国际上的责任。中国人要富裕起来可以，但中国领导人应该想一个新模式，不要让地球无法承担。

这段话的前半部分说明了美国以中国为目标的“重返亚洲”政策的目的，后半段说明了对付中国的手段。也就是说，发展中的中国如果不能为比中国更为发展的西方让出资源的话，那中国就应当“让位”：要么被打掉，要么自觉“低碳”。

但是，中国人眼中的中国“低碳”与美国人眼中的“低碳”中国是完全不同的。前者表达的是一个更为发展的技术概念，后者则是一个“去工业化”或“去工业化发展”的政治概念；前者是一个发展方式问题，后者则是一个发展道路问题。对近现代国家而言，工业力才是发展力的核心，国家间的竞争就是工业力的竞争。因此，剥夺一国的工业力，尤其是重工业能力便成了剥夺这个国家发展能力的关键。1944年8月，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向罗斯福提出了一个“旨在德国清除纳粹余孽和解除其工业化的激进计划”，罗斯福对此大加肯定。美国国务院还制订了一个计划要“使德国从一个依靠自身经济实力就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变成一个必须能和世界经济协调发展的国家”。《罗斯福传》的作者康拉德•布莱克说：“实施这个计划等于把7000万德国人全都变成牧羊人、苹果园主和家禽饲养员。”显然，由“牧羊人、苹果园主和家禽饲养员”而不是大工业财团组成的国家经济，自然也就是目前西方人对南方国家要求的“低碳”经济，也就是奥巴马要求中国人“应该想”出的“新模式”。羊与狼比，羊比狼“低碳”，西方人要求中国的是前者，而他们自己则可以是后者。这在中国方面看来，显然是不能接受的，由此必然要与西方展开相应的斗争。

12．1958年10月23日，毛泽东写信周世钊：“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二者不可得而兼。”这意思是说，选拔干部，尤其是选拔政治干部，有别于推选名士，更不同于推举牧师。曹操力主“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用人导向，建安八年（208年），他痛斥那种用名士的标准遴选政治干部的认识：

议者或以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所谓“可以适道，未可与权”者也。管仲曰：“使贤者食于能则上遵，斗士食于功则卒轻于死，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未闻无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禄赏，而可以立功兴国者也。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论者之言，一似管窥虎欤。

曹操多次颁布“唯才是举”的法令。他在建安二十二年（217）颁布的《举贤勿拘品行令》，说得明确：

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风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曹操的用人导向是针对东汉末期名士们“臧否人伦”的人才选拔标准而做出的，其矫枉过正的特点不言而喻。它在相当程度上为曹魏政权及后来统一中国准备了更加厚雄且有质量的干部队伍。在这方面，满口仁义且又以书生（诸葛亮）治国的蜀汉和只看重荆州芝麻小利而不顾天下大义的东吴两家的气局，合加一起也不是曹魏的量级。

竞争乃境界之争。

13. 1854年美国总统任命麦莲（Robert M.MaLane）为美国驻华公使。此前美国国务卿麻西（W.L.Marcy）给麦莲下达训令，要求他针对中国的太平天国与清政府内战现实，实施灵活的实用主义政策。如果太平天国胜利，“要承认实际上的政府”；如果中国分裂为几个政府，而且形势稳定，则“分别地谈判”，多向攫取权益。4月麦莲到达香港，在与英法公使会晤后，直接由香港至上海，次月由上海溯江而上，“悍然无视太平天国规定，率舰闯入镇江上游，直驶天京江面驻泊”，但未能获准与太平天国方面会晤，6月14日返回上海后即向美国政府提交《访问太平天国的报告》，建议美国与清政府合作，遏制英国独霸上海，乃至中国的野心；利用中国内乱压迫清政府进一步对外开放市场，使美国商人可以进入长江腹地，自由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