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学札记（19）

苏联提出的在经济上摧毁德国的方案最终以法律文件的形式即《苏英美三国柏林（波茨坦）会议议定书》（1945年8月2日）加以确定。文件结论第二部分确立的“经济原则”第十一、十二、十三条认为：

为消灭德国之作战潜力，武器、弹药、战争工具以及各式飞机及海船之生产均予禁止。金属、化学品、机器以及作战经济直接需要之其他物品，其生产将受严格管制，且以符合第（十五）段所述各项目的，并经核准之德国战后平时需要为限。核准后生产所不需要之生产能力，将按照盟国赔偿委员会所拟并经有关政府批准之赔偿计划，将其迁移，如不迁移，则将予以摧毁。（十一）

在实际可行之范围内，德国经济应早日分散，以消灭目前经济力量因“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及其他垄断办法而造成之过分集中现象。（十二）

组织德国经济时，首将着重于农业及国内和平工业之展开。（十三）

《罗斯福传》的作者康拉德•布莱克曾对美国的“旨在德国清除纳粹余孽和解除其工业化的激进计划”的实质一语中的，他说：“实施这个计划等于把7000万德国人全都变成牧羊人、苹果园主和家禽饲养员。”如果将布莱克的批评用于波茨坦公报中的上述原则，也是贴切的。英、美、苏三国摧毁他国结构的“部位”集中于重工业和技术密集产业，也向我们反证了这些国家崛起的核心“秘密”。美国人因识破英国人的这个“秘密”而崛起，此后他们又合伙诱使拉美国家和印度陷入这种依附性发展道路而不能自拔；苏联斯大林因坚定拒绝英美人设计的上述依附性道路而迅速崛起，崛起后的苏联又与英美联合起来迫使曾沿自主型道路崛起的德国陷入依附型经济模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美、苏要摧毁的这个国家恰恰是揭示出近代国家崛起秘密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故乡——德国。

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李斯特说，“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主要并不是像萨依所相信的那样决定于它所蓄积的财富（也就是交换价值）的多少，而是决定于它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这是因为“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一个人可以据有财富，那就是交换价值；但是他如果没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价值，他将越过越穷”。因此，“一切现代国家的伟大政治家，几乎没有一个例外，都认识到工业对于国家财富、文化和力量的重大意义，有加以保护的必要。在这一点上，爱德华三世和伊丽莎白一样，腓特烈大王和约瑟二世一样，华盛顿和拿破仑一样，他们都有着同样的理解。他们不必在理论上深入探讨，凭着他们的远见，早已看到整个工业的本质，有了正确的认识”。李斯特告诉德国人说：“一切工业都垄断在祖国手里，这一点就是美国革命主要原因之一，至于茶税事件只是提供了革命爆发的一个机会。”

21.占领捷克后，希特勒曾对东南欧盟国的经济政策有明确指示。1939年2月27日，德国在制定与罗马尼亚经济关系的“四年计划”中，规定德国的总任务“是要使罗马尼亚的经济进一步依附于德国”；关于农业，报告指示“罗马尼亚的农业生产适应德国的需要”；关于工业，报告提出与上述斯大林与罗斯福对德政策相同的指示，提出“限制基础工业，以保证向德国出口消费品”；关于军工生产，报告要求“罗马尼亚的武器装备将同德国的标准一致”。所有这些政策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多年制订共同规划，使罗马尼亚经济适应德国的需要，这样就能保证德国在东南欧占有统治地位”。

22. 20世纪的英国人对美国人有着相当深的成见。德国1933年退出国联后，美国的表现就足以让英国人断定，美国人眼睛盯着的不是德国而是英国的世界霸主的地位和英国巨大的世界殖民地利益和财富。英国学者C.A.麦克唐纳写的《美国、英国与绥靖》一书对美国外交的极端自私性有着深刻的披露：

如果说艾登急于加强与美国的联系，那么伦敦的其他人则对英美合作并不那么重视。英国政界的上层人物往往把美国看作是“无可救药的孤立主义者”，从而把美国一笔勾销。不但在内阁大臣之中，而且在沃伦·费希尔这样的高级文官中，都存在着一种对美国政策的明显的怀疑倾向。这些人士根据以往的痛苦经验认为，英国不能指望从大西洋彼岸得到多少真正的帮助。战后时期的历史表明孤立主义的舆论对美国政策的影响很大，因而要华盛顿作出真正的承诺是十分困难的。霍尔后来指出：“不管是正确还是错误，我们是抱有很深的怀疑的，我们所怀疑的的确不是美国的良好意愿，而是美国是否准备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来兑现其令人鼓舞的言辞。”最糟糕的是，美国的政策可能把英国拖入十分危险的境地而又不能充分保证支持英国。1931年以后在远东的情况似乎尤其是如此。在那儿，先是在满洲危机中，而后又在1934年的海军谈判中，美国人看来决心推动英国与日本对抗，而英国政府是极力想避免这种局面的。在满洲危机期间，鲍尔温抱怨说：“从美国人那儿除了空话以外你什么也不能得到。他们说得天花乱坠，但是只是说说而已！”后来他还直言不讳地说他已“对美国人讨厌至极”因而不愿意会见他们。1932年时的外交大臣西蒙指出：“我们必须记住，尽管如果我们不与美国人协调行动，美国会表示十分惊讶……但如果我们与他们协调行动，他们就会把工作的主要压力和责难丢给我们。”华盛顿总是“把针对日本的困难工作”留给伦敦去做。甚至亲美的英国驻华盛顿大使林赛也说：“与美国人打交道是很可怕的。他们不会作确凿的承诺，但他们却用光明的前景使你高高兴兴地跟他们跑，然后当你承担了义务以后，他们就撒手见死不救了。看一看近期来的情况，很难想起一件与他们打的交道真正能使我们满意的。”

1936年3月7日，希特勒命令德军开进莱茵非军事区并宣布对该区拥有主权。10月25日，德国与意大利签订协定，建立“柏林-罗马轴心”，11月6日与日本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1937年11月6日意大利参加这个协定）。1937年5月28日，张伯伦就任首相，7月7日，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10月5日，罗斯福发表倾向英法的《防疫演说》，对战争进行谴责，表示“和平的希望却在最近被预示有灾难的恐惧所代替”，“仅仅用孤立主义或中立政策是无法逃脱这种现实的”，他希望“身体的病毒传染蔓延时，社会同意也协力把病人隔离，这样才可以防止传染，保证社会健康”。在表达了这些想法后，罗斯福话锋一转，对战火正在蔓延的欧洲和远东表态：“我决心遵循一个和平政策并且采纳各种可以免使我国卷入战争的可行措施。”

在英国和法国相对处于弱势的时候，罗斯福决心不卷入战争的表态使张伯伦丧失了对美国的基本信任。张伯伦认为：“如果在一个与美国利益直接有关的地区美国都不进行合作，那么美国人还会有能力对欧洲进行长期干预吗？”他断定罗斯福是不可靠的，他在信中表示：“除了言辞以外不要指望从美国人那儿得到任何东西。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1941年6月，希特勒挥师进攻苏联。杜鲁门说：“如果我们看到德国占了上风，就应该援助俄国；如果俄国要赢了，就去帮助德国，这样才能让他们大拼个够，尽管我可不希望看到希特勒获胜！”二战后，基辛格曾请教杜鲁门：哪一项外交政策决定是他最希望受后人承认不忘。杜鲁门一点也不犹豫，立刻回答说：“我们彻底击溃敌人，逼得他们投降，然后又帮他们复苏，成为民主国家，并且加入国际社会。只有美国会这么做。”

1975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说：“美国究竟怎么样啊？会保护欧洲吗？我是怀疑。真要打起来，它会要跑，跑回去，不干涉，然后再回来。”

23. 张伯伦于1937年5月接替鲍尔温出任英国首相。他对与美国的紧密合作的前景比艾登抱有更大的怀疑。尽管他承认英美合作在理论上是有好处的，他也认识到把这样一个政策变为现实还有种种困难。在世界经济会议和后来的海军谈判期间所经历的一切使他对美国政策产生一种很深的不信任感。他在1934年9月就说过：“美国代表在私下强调，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就会给世界带来巨大好处。他们以这种值得赞赏的精神让我们亮牌而他们却不亮自己手中的牌。在我们把所有牌都摊到桌子上以后，他们却悲天悯人地摇摇头并且十分遗憾地表示，他们相信，如果我们不作出更加适应美国国会的要求的允诺，美国国会是不会理睬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