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与文化话语研究（3）

因此，立足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科学批判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基础上，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显得十分必要，而文化话语研究则可以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建构提供借鉴。文化话语研究，作为对西方拘泥文本/语篇/符号的话语分析的回应，是21世纪初以来形成的新潮流、新方向、新平台。其基本理论出发点是：人类不同族群的话语，不仅渗透着形式、意旨的差异关系，而且充斥着权势张力关系——我们称作话语的“文化性”。同样道理，学术话语也存在着文化性，因而没有什么普遍理论可以一概而论。文化话语研究还预设：人类多元文化话语体系通过每一次的矛盾循环运动，走向更高文明层次的权力平衡。这里的“话语”指的是作为社会实践的言语交际事件或活动，由六个要素组成：交际主体、形式意旨、交际渠道、目的/效果、文化关系、历史关系。文化则指特定族群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使用的规则、概念、价值、思维方式、行为策略、身份地位系统，它们可以影响成员的行动，也可以通过交际行为得以改造、利用。同时，不同族群的话语之间存在权力关系（竞争、渗透、合作）。换言之，文化话语研究能够进一步充实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彰显其整体性、辩证性、权力性、本土性和全球性视野。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强调符号的历史性和实践性，又对文化话语研究具有指导作用。一方面，话语的文化特质不能与传统割裂开来，而必须从历史的角度来认识。另一方面，话语的文化特质不能被看作固有的，而必须在话语构建过程中加以观察。这样一来，文化话语研究的任务，必须包括对话语文化特点的历时考察；同时，还必须包括对话语文化特点的构建过程加以分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出了要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必须更加自觉地结合中国发展实践的新要求。我们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汲取中华文化智慧，借鉴国际学界经验，吸纳当代中国话语研究成果，不断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科学建构和创新发展。

（作者：施旭，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0-2013］、杭州师范大学当代中国话语研究院院长；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美国家安全话语体系比较研究”［17AZD03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