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俭：挺起新时代中国精神的脊梁（4）

四、我们应该“热捧”谁

所谓“热捧”，是指集中时间、集中手段，对某类事件、某类人员，进行持续不断地大力度、超强度、高热度的褒奖、点赞、宣传，使其知晓度极广、知名度极大、追随度极高，甚至产生某种对其的依赖度。

说到这，我想起1727年牛顿逝世的场景。当时，英国以隆重的国葬仪式将他安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这里一向是王公贵族的墓地，牛顿成为第一个安息在此的科学家。出殡那天，有两位公爵、三位伯爵和一位大法官为他抬棺椁；成千上万的普通市民涌向街头为他送行；在教堂合唱的哀乐中，王公贵族、政府大臣和文人学士们一起向这位科学巨星告别。目睹了牛顿葬礼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为之深深感动，他感慨道，“走进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人们所瞻仰的不是君王们的陵寝，而是国家为感谢那些为国增光的最伟大的人物建立的纪念碑。这便是英国人民对于才能的尊敬。整个社会在向一个科学家表达着由衷的敬意，这是一个国家对于科学家的态度，也是一个国家对于科学的态度”。我还想到法国的先贤祠。这里是法兰西思想和精神的圣地。两百多年来先后安葬在先贤祠的72人中，仅有11人是政治家，其余皆为思想家、作家、科学家、艺术家。更让人感动的是，在前苏联以至今日的俄罗斯，很多青年男女结婚，一定要到红场向无名英雄纪念碑献花，这已成为一种“必须”，成为一种习俗，成为结婚仪式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在这个国度，人们认为，吃水不忘打井人，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其实，不只是青年结婚，幼儿园的孩子们要在老师的带领下到无名烈士墓前听故事。孩子们在幼小的心灵中就知道这里葬着的人是应该记住的，是应该尊敬的。

法国哲学家狄德罗说过，除去真理和美德，我们还能被什么东西感动？是的，人们应该感动的、“热捧”的、崇尚的对象，大有讲究！人类对于科学、对于科学家，对于民族英雄历来都是无比的敬重，无限的“热捧”！在我华夏民族几千年文明史上，同样也充满着这类尊崇。四大发明有口皆碑；鲁班、詹天佑妇孺皆知；岳飞、文天祥进入课本。新中国成立后，桥梁专家茅以升、建筑学家梁思成以及“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都备受敬重。改革开放之初，作家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如旱天惊雷，此后，“热捧”科学家、工程师的报告文学如雨后春笋，一时风光无限、群雄并起、阵容齐整，开启了“热捧”知识分子精英的黄金岁月。

回顾过往，我们看到，近三十年来，我们社会“热捧”的、崇尚的是谁？想必大家自有公论，那就是演艺界的“明星”“大腕”。一些媒体和粉丝一项项、一场场、一轮轮、一番番的“热捧”，给予这些“明星”以极高的社会地位和财富，使他们的片酬、出场费平均涨幅超过了5000倍，以至于让他们忘乎所以做出一些德不配位的事情来。而在“热捧”演艺界“明星”的同时，一些其他领域的奋斗者、奉献者却受到某种程度的冷落。不是吗？！一个演员婚变的绯闻，竟然占据众多媒体的头条，而中国女排姑娘们奋勇拼搏再度夺得奥运会冠军的喜讯，却被甩在一边。若是在小学生中问起黄大年、南仁东，十之八九都会摇头，而要问起一些“明星”“大腕”，十之八九却是耳熟能详。由此可见，这种“热捧”正是演艺界“明星”畸高收入乃至影视剧制作费百分之七八十被他们拿走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