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体制改革四十年

梳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文艺发展的历程，分析探讨如何更好地发挥文艺引领风尚、教育群众、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重要作用，有助于我们继往开来、同心同德，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全面展示当代生活

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从中国古代到中国当代社会，我们对文艺的价值和作用都有很多精辟论述。早在两千年以前，孔子在《论语》中就讲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就是说诗歌的价值在于可以抒发情感、观察社会、凝聚人心、表达不满，诗歌于国、于君、于家都是很有益处的，同时还可以增长我们的见识。在推动新乐府运动中，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对文艺的价值有这样的概括，“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就是说写文章的目的是为时代而抒发，诗歌也应该是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而不是无病呻吟。中国古代对于文艺和诗歌的这些论述，一直影响着中国文艺事业的整体发展。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文艺深深融入人民的生活，事业和生活、顺境和逆境、梦想和期望、爱和恨、存在和死亡，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可以在这些文艺作品中找到启迪”。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一直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作品要体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念。按照这样一种表现方式，我们的文化产品就容易陷入千人一面的发展困境。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文艺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解放思想，纠正错误认识。新时期文艺工作方向就由“文艺为政治服务”转变成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强调，“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人们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现代人的生活和古代人的生活，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我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一切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

改革开放之后，围绕着文艺的发展，我国思想理论界发生了多次争论，这些争论形成的丰硕成果一直滋养着我国文艺不断繁荣发展。当时产生的争论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文艺有没有形式美。1979年5月至1980年10月，著名画家吴冠中在《美术》杂志上分别发表了《绘画的形式美》和《关于抽象美》两篇文章，这引发了国内关于形式问题的大讨论。他认为，“形式美是美术创作中关键的一环，是我们为人民服务的独特手法”“抽象美是形式美的核心，人们对形式美和抽象美的喜爱是本能的”。同时，他对“内容决定形式”这一观点也提出了质疑，认为形式美应该具有独立性。

二是文艺发展是恪守传统还是与时俱进。1980年前后，诗坛围绕着朦胧诗展开了一场非常热烈的论战。在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国诗歌的表达方式是非常直白的，到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开始出现一批朦胧诗人，他们诗歌的表达方式更加讲究艺术性，注重表达一种诗歌的通感。比如北岛那首《回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顾城在《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中说，“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这在当时的诗坛引起了很大震动，部分著名诗人对这些诗作进行了指责，认为这表达的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晦涩难懂。朦胧诗其实就是当时一批不满这些新诗人的诗歌而给出的贬义词，认为他们的诗听不懂，读不懂，所以称之为朦胧诗。与此同时，在批评的声音中也有一批评论家站出来为他们叫好，其中一个是北大中文系著名的学者谢冕。他于1980年5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认为“当前的诗歌形势是非常合理的。鉴于历史的教训，适当容忍和宽宏，我以为是有利于新诗的发展的。”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认同朦胧诗的人越来越多，反对朦胧诗的人越来越少，以至于后来逐步消失。

三是文艺有没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原来我们讲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那么文艺到底有没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这也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文艺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当时更多的学者提出，文艺的价值首先是研究人，而人的特点是丰富性和多样性，往往都是善与恶、美与丑融为一体，我们很难对“人”进行概念性的解释。其次，文艺是要讲形象思维的，不能完全是为了政治服务，文艺的特点就是通过形象思维来表达具体的人和事，这并不代表整个社会的情感倾向。另外，艺术形象是大于表达理念的。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对巴尔扎克及其创作有一段著名的论述，“虽然作为政治上保皇党的巴尔扎克,他的同情是在注定要灭亡的封建贵族方面,但他却同时辛辣地嘲讽了他们,并歌颂了当时代表人民群众的共和党英雄。”这就是说巴尔扎克从世界观上是同情封建贵族的，但是他的小说《人间喜剧》的丰富性使他看到了真正代表前进方向的却是共和党人，这就是对艺术形象大于表达理念的一个生动验证。这也是当时国内探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艺术家应该追求先进的世界观和强大的艺术表现力的统一。也就是说，艺术家不仅要强调尊重艺术的特点和规律，加强自身道德修炼、培养先进的世界观也是同样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