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体制改革四十年（2）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文艺工作始终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二为”方向，积极发挥文艺反映现实、推动发展的功能，表现出了文艺创作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促进作用。当前文艺表现现实的题材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一类是反思历史。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出现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通过总结过去让我们对历史有一个更好的把握，对未来有一个更精准的引领，这也反映出我们中华民族的自省精神，这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宝贵精神品质。其实任何一个国家在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反思往往都是这个民族的特点，比如西方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济萧条、劳资危机、核恐怖等等一系列世界性的灾难之后，促进了现代派文学的兴起。一类是反映改革，我们把它称之为改革文学或者改革文艺。比如1979年蒋子龙发表在《人民文学》中的一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他所塑造的改革家乔光谱的英雄形象，巧妙地应和了我们在变革时代渴望出现雷厉风行的英雄这样一种社会心理，被称为“新时期”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还有一类是展现都市生活。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文艺界出现了一批展现都市现代生活的电影和电视剧，比如《渴望》，也有反映现代乡村生活的，如电影《秋菊打官司》，电视剧农村三部曲《篱笆女人和狗》、《辘轳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它们全面反映了我国从城市到乡村都在经历深刻变革的这样一个场景。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电影开始更多地走向商业化，比如张艺谋的《英雄》、陈凯歌的《无极》。在进入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反映现实、针砭时弊的影视作品又开始重新走入大众的视野，比如《我不是潘金莲》、《人民的名义》、《我不是药神》。同时，我国也出现了一类展示国家形象的电影，如《战狼》、《红海行动》，这些影视作品都获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在文艺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也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但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从长远来看，如何加强现实题材的创作，怎样更好地反映波澜壮阔的时代生活，这是文艺工作必须要承担的一个重大职责。从目前来说，现实题材缺失是当前文艺创作的一个突出问题，文艺不仅要有娱乐功能，更应该有社会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提到，要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现在我们的文艺产品存在着题材失衡的突出问题，基本概括为“三多三少”，所谓三多就是宫廷题材多、娱乐题材多、玄幻题材多，所谓三少就是反映民生的题材少、反映重大社会问题的题材少、反映少数民族的题材少。以上这些问题都是当前全国文艺工作中需要引起我们重视,并需要我们认真研究解决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繁荣文艺创作，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进一步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促进文艺繁荣发展需要我们形成强大合力。对艺术家来讲，或者对文化生产单位来讲，当前很重要一点就是要把握时代脉搏和艺术创作规律。我们在表现英雄人物的时候，要充分展现英雄人物的真实性和戏剧的丰富性。因为观众现在对当代英雄人物的要求更高了，对改革的认识也更加理性了，文艺作品创作时就需要注意把正面人物平面化、脸谱化，学界有个观点叫做把英雄模范拉到常人的起点上，不能让他和常人的生活割据，要像常人一样表达自己的情感。当然也不能把反面人物简单妖魔化、喜剧化，这违反了历史真实和社会真实，不利于文化产品的价值传播。二是要把握大众的关注点和社会的敏感点。《我不是药神》之所以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关注了民生当中人们非常重视的医药领域，特别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白血病群体。中国目前正面临着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很多社会问题亟待解决，除了医药领域的改革，还包括住房、就业、养老等等，这些重大问题都是普通民众的关注点也是社会敏感点。把握住这些社会问题，通过戏剧、电影、绘画等艺术形式展现出来，一定会产生很好的社会效果。三是要善于寓教于乐。文艺要体现教化功能，但是这种教化功能的体现应该是通过娱乐方式让人们自觉地接受，而不是靠呆板的、严肃的说教，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方面。四是要深入实际，深入生活。表现现实生活，这是件难度很大的事情，它对我们的艺术家和文化企业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只有深入实际，深入生活，长期关注一个领域，才能够真正做到把握时代脉搏，抓住社会敏感点。

对公众来讲，遵循文艺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全面认识文艺作品的价值也是至关重要的。当代社会中文艺作品有两个方面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一是要正确认识那些反思历史、暴露社会问题的文艺作品的价值。改革开放以后，对于这类作品，社会上其实一直存在着两种声音，至于这些观点正确与否，涉及到我们怎样去理解正能量的问题。所谓正能量，就是文艺作品能够通过反映社会现实来激发民众投身社会、创造历史的激情。现在我们往往有一种错误的看法，认为只有歌功颂德的作品才是有正能量的。其实批评现实有时候也是一种正能量，只要我们是站在积极的立场上，客观地去进行评价，那么反思历史、暴露社会问题的文艺作品同样也是存在正能量的。像鲁迅的小说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 其内容大都是在揭露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我们发现社会问题，暴露社会问题，引起公民注意，就是为了推动社会的发展。比如，李克强总理就《我不是药神》作出了批示，抗癌药是救命药不能税降价不降，相关部门也在加快落实进口药降价保供等措施，这就很好地显示了文艺引领风尚、教育群众、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重要作用。二是要正确看待国际艺术交流活动，正确认识外来文化的影响。大多数人有一种看法，认为外来文化对中国的消极影响比积极影响多。其实不然，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开始在美术上跟国外有所接触，特别是民间举办了很多艺术活动，这恰恰在推动西方对中国深入了解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1986年，“开门之后：中国当代艺术展”在洛杉矶帕萨迪纳市亚太博物馆举行，基辛格指出：“中国在70年代再次开放是20世纪历史上的一件里程碑式的政治事件。而在打开国门之后，中国社会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是西方世界十分关心的问题，对于这一点，没有什么比来自新一代中国艺术家的作品更能说明这种发展的了。”艺术是直观展示时代特点的一种表达形式，可以很好地展示中国的形象，中国的艺术，中国的创造力。

对于管理部门来讲，怎样完善我国文化内容管理也是一个有待深入思考和认真研究的问题。我们在内容审查标准上要做到宽严适当，具体明确，有章可循。因为当代大众艺术的发展有两大很重要的特点，一是要保证文化产品体现正能量，或者起到教育人民的作用；二是当代文化产品生产特别是大众电影和电视的生产投入高、风险大，要有效保护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这是我国文化内容管理需要考虑的两大问题。也就是说，文化产品既要在思想上、价值观上体现正能量，又要考虑其生产过程中存在的高投入、高风险。比如《中国电影产业促进法》，对于那些不利于整个社会发展的内容做出了明确界定，如伤害民族情感、破坏民族团结，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或者损害未成年人生命健康，宣传暴力恐怖或者传授犯罪方法等等，这些内容是不允许在电影题材或者表现方法中展现出来的。但这毕竟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怎样让这些规定更加具体化，那么就需要通过建立数据库来使我国的艺术家和文化生产机构真正做到有章可循。同时，对于内容审查标准要如何保持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我们在起草文化产业促进法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召开听证会的方式来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确保促进法内容科学、合法合规、符合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