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过“城际搬运工”

我做过“城际搬运工”

摘要:四十多年过去了,在成都北京之间,排队购物,手提肩扛,挤车占位卖苦力的记忆太深刻了,那个年代,同事们戏称我是“城际搬运工”。

近些年来,每当我乘坐在“子弹头”牵引的宽敞舒适的高铁列车中,耳听着飞奔列车的呼啸,眼望着窗外一闪而过的树木、房舍、田野……脑际时常浮现我年轻时回京探亲和出差的情景。

六七十年代,交通运输十分落后,全国各地物产、商品很难互通有无,并且价格差异也很大,所以人们只要外出,往返都要手提肩扛不少东西,我回京探亲和出差,来回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

那个年代,每次回北京都要提前一周做准备。从成都往北京带的主要是四川土特产,有五粮液、剑南春、泸州老窖,有绿豆、蚕豆、花生米,有皮蛋、叶子烟,有竹篮、竹椅、竹席、竹帘等等,秋冬回去还要带橘子、广柑等。那时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物资供应要比中小城市好得多,从大城市买东西往中小城市带是普遍现象,所以回京前还要用小本认真的记好同学、同事托我从北京往成都带的东西。

每次回北京,自己带的东西和帮别人带回北京的东西加起来,总有十多个提包和纸箱,一百多斤重。走那天,从东郊的宿舍区到成都火车北站,要有三四个人骑自行车送我。几辆驮着提包、纸箱的脚踏车飞快地行驶在路上,那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啊!到了火车站,要安排一两个人提着较轻东西,先买站台票提前进站,抢占行李架,余下的人等检票时进站。检票是最紧张的时刻,前拥后挤,争先恐后,我们扛着提着大包小包,检完票像200米赛跑冲刺一样,以最快的速度在别的乘客还没有上车之前,把东西放到行李架上。把东西在行李架上摆放整齐,清点好数量,然后用绳子把大小包串在一起,以防丢失。仔细检查东西放稳妥后,我才和送我的人挥手告别,轻松地坐到座位上。此时,即使在寒冷的冬天,我的内衣也被汗水浸透了。

那时成都与北京之间的火车要走40多个小时,有时坐硬座,车厢通道、厕所都是人,活动困难,到北京或成都下车后两腿都肿了。在成都或北京买好火车票后,立马要给北京或成都发电报,把乘车日期、车次、车厢告诉成都同学或北京家里,以便他们组织人准时骑车到车站接我。

到了北京,前几天是分送从成都带来的东西,之后便是采购带回成都的东西。往成都带的东西就更多了,有白糖、冰糖、水果糖,饼干、炼乳、麦乳精,肥皂、香皂、洗衣粉,猪油、罐头、细粉条,的确良、膨体纱、尼龙袜、布鞋,搓衣板儿、擀面杖、铁锅……除自己要买的东西外,还有不少是同学、同事托我买的。

回北京探亲或出差,和家人在一起呆的时间很少,大部分时间是用来采购东西。在北京采购东西就像上班一样,每天在家吃完早点,就提着提包,带着采购小本儿,到前门、大栅栏、西单、王府井的大小商场选购东西,中午在外面随便吃点儿,吃晚饭时才提着提包回家。提着提包,急匆匆地走出一个商店又进入一个商店,忙累不说,还经常受到北京当地人的“白眼儿”,因为外地人到北京抢购东西的人太多了。有一次,在珠市口一家百货商店买几双尼龙袜子,售货员刚把袜子放到柜台上收了款,我为赶时间急忙把袜子往提包里装,不料那女售货员一把夺过我手中的袜子,不屑一顾的看着我:“急什么?袜子还没给你包,北京不像你们外地!”从前,北京商场卖东西都要用印有本商场字号的包装纸包上才给顾客。女售货员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这生长在北京的“外地人”,一时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几十年后还没有忘记。

从北京带回成都的东西更多,送站的和到成都接站的声势更大。最多的一次是1977年8月,我去北京出差。因为女儿是1978年出生,所以需要东西更多。在我保存的购物小本上,清楚地记载了那次带回的东西,仅说几宗大项:白糖40斤、红糖15斤、猪油25斤、粉条10斤、肥皂80条、洗衣粉10袋,还有其他东西,加上同学同事带的东西,足足装21个包和箱,肯定超过200斤了。那次是6个人骑自行车送我到北京站,并通过同学关系,认识北京至成都特快列车上的一个女列车员帮忙,我们几个人提前把带的东西搬进站台,放到车厢的行李架上。

……

四十多年过去了,在成都北京之间,排队购物,手提肩扛,挤车占位卖苦力的记忆太深刻了,那个年代,同事们戏称我是“城际搬运工”。

今天,无论是探亲还是出差,人们都是双肩背、拉杆箱,轻轻松松往返,再也不会像我那样辛苦和遭罪了。

责任编辑:王妗校对:张弛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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