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毅：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文化逻辑（8）

中国的小农文化绵延多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的统一，或者说虽几经分裂但终将统一，为中国在封建时期取得农业文明的辉煌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或许这正是中世纪的欧洲和其他人类文明不能与中国比肩的深层原因。

正因为中国文化具有统一的需要，所以很快就会成为一统的要求。小农经济决定了小农文化，小农文化又决定了中央集权的一统天下。韩非子从天下“定于一尊”的构想出发，提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中央集权政治设计。因此，中国自古就是最重视权威的国家，也是最需要权威的国家。现在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变，社会基础也发生了变化，所以需要我们在这方面做出调整，以适应新的形势和环境。

第二，从以商补农到重农抑商。这也是一个思想变化。小农经济社会重视农业十分正常，甚至是天经地义。然而，在重农的同时，是否一定要抑制商业？至少在中国古代并不是始终如一。伴随中国小农经济社会的确立和发展，在对待商业与农业关系的问题上，有一个从以商补农到重农抑商的总的变化过程；在不同历史时段，也会有起伏和变化。

中国奴隶制时代商品交换规模十分有限，与西方奴隶制相比，是一种不发达的奴隶制：农业奴隶多，工商奴隶少；贵族奴隶主多，工商奴隶主少；工商官方垄断多，工商私营少。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虽然私营商业已经有所发展，甚至形成了官商、私商并存的局面，但是在对待商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上，仍有不同的思想主张。当时最有代表性的思想是管仲的思想，他主张工商“通轻重之权”，由国家经营工商业，实行以商补农政策，他治理的齐国也有重商传统。齐国拥有山海渔盐之利，有盐和渔业的发展资源，所以它的商业相对发达。管仲并没有抑制商业，而是发展官商业，抑制私商，发展对外贸易，通过商业来补足农业。所以当时管仲提出了“四民分业”的理论，第一次把商业提到重要地位，虽然是末位，叫“士农工商”，但是他把商业也作为一个重要的产业来对待了，同时给商业一定的地位，这是管子的态度。

商鞅开始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但是他抑商的目的在于重农，或者说为了重农必先抑商，这都是为了新兴专制政权的巩固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所以商鞅限制农民弃农经商，对商人征以重税，实行盐铁专卖，不准商人从事粮食经营，提高粮价。所以重农抑商的政策是从商鞅开始的。当然，这也不完全是因为商鞅对商业有偏见，从商鞅以后除去《吕氏春秋》受黄老无为思想影响，重农而不抑商以外，几乎所有的思想流派都主张重农抑商，特别是法家、儒家。商业在古代农业社会时期得不到很好的发展，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反过来，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古代专制政权，没有一次不是被农民以外的政治力量推翻的。说明什么问题呢？只要农民不稳定，就要闹事，这个社会就不会稳定，所以所有政权的倾覆都是因为农民起义。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是重之又重，所以历代政府主要时段都是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因为农业不稳，土地不稳，国家社会基础就不稳定。所以从整个的小农文化发展趋势来看，是一个从以商补农到重农抑商的过程。近代以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商业经济占了重大比重，自给自足经济得到瓦解，这样的政策也就面临着新的困境。

 第三，从勤劳节俭到不思进取。小农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劳动生产力比较低下，自然条件有限，致使生产水平落后，生产规模有限。在农业文明时期，我们的自然条件有限，人民生活和劳作都非常辛苦，所以才需要勤劳节俭，这是一种自然的需求。所以，节俭的优秀品德也是小农文化所造就的。勤劳节俭为中华文明延续几千年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精神支柱。

由于古代中国人具有这种文化环境和生活经历，所以特别崇尚、宣传勤劳节俭的精神，也特别喜爱像愚公移山、精卫填海、悬梁刺股、磨杵成针、卧薪尝胆一类的寓言和传说，这些都是激励人们顽强劳作、与自然抗争、与社会困境抗争的精神粮食。古人不仅把他们作为激励人们顽强劳作、艰苦奋斗的精神支柱，也深信只有这种精神才是人生衣食温饱事业成功的保证。这种精神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来弘扬。

同时，由于人们长期被束缚在土地上，特别是广大农民，条件有限，环境有限，产出也有限，所以他们就表现出一种对生活知足常乐的态度，以及对艰苦生活、艰苦环境的隐忍和安贫乐命的精神。与此同时，一切听天由命、听命于人、逃避肆虐、不思进取的意识也逐渐地滋生。这种意识长期循环往复，形成了深远的影响，往往从勤劳节俭最后演变成不思进取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