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新演变和新挑战

其实文学是一个大领域，文学的作用是不可期的。如果稍微回顾一下，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一直到习近平，他们的文学情结都特别强烈，他们的文学底蕴也十分深厚。你看马克思的著述和演讲中，对优秀文学作品有大量娴熟的、恰如其分的运用和借用，增加了论述的说服力、感染力和传播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候，他举的例子全部是文学作品，包括《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所以我们说，优秀的文艺作品，从大处讲，对于我们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实现民族理想功不可没；从小处看，对于提高文学素养，增加审美情趣，培养健康人格，弥足珍贵，不可或缺。今天我们将对当代文学进行全景式的梳理和大视野的描述，概要地讲述一下文坛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个变化带来什么样的挑战，产生了什么样的问题，以及我们应该怎样来看待和应对，从而促使文学创作持续繁荣和文学事业健康发展。

我自2003年以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每年编撰一本《中国文情报告》，也叫“文学蓝皮书”。我们这个课题组由八个人组成，社科院四个人，中国作协四个人，从2003年一直到现在。我在主持做这个年度文情报告的过程中，对文学的变化有很多深切的感受。文学与文坛发生的这些变化，如果不是专门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人，很难感受得到，文学之外的人们，更是难以感受得到。

对于文学的繁荣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很关注，自2014年以来，先后两次发表重要讲话，阐述他对于文学与艺术的看法和对文艺工作的要求。这里既有出于党的领袖身份的对于文学的高度关切与思想引导，也有出于文学爱好者身份的对于文学的深切感受与殷切期望。在这些讲话里，他在阐述一些文学基本问题的同时，对当下文学文艺领域存在的问题、解决的措施、前进的路向，都有深刻的洞察与明确的论说。这些都是我们认识当下文学现状，分析存在问题的思想指引。因此，也可以说，我们今天这个讲座的课题，是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指导下的有关文学现状的观察与思考。

一、三个阶段的新演变

当代文学进入到当下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呈现出丰繁的样貌，是经过40多年的发展历程逐步演变而来的。而40年来的文学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来看：新时期（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新世纪以来。而在这三个相互衔接与彼此递进的阶段里，文学都遇到了以前未曾遇到过的巨大的冲击与挑战。三个阶段分别有三次浪潮，而三次浪潮构成的三次冲击，内涵与侧重各不相同，强度与烈度又前所未有。文学正是在直面这种浪潮、承受这种冲击和迎接这种挑战的过程之中，不断转型与繁荣发展，与社会一起变革，与时代一道前行。

（一）新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政治浪潮为中心的演进

20世纪80年代是以政治浪潮为中心的文学演进，这一时期包括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这一时期文学的所有举措与行动，基本上是围绕着政治性的问题而展开。这种政治的浪潮最先表现为人们对“四人帮”及其极左路线对文艺领域的祸害与影响的清理与清算。有关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有关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有关文艺的方向与方针问题，有关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等，便是这种政治背景之下的理论批判与文艺清算的具体表现。与此同时，文艺界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推动下，又进而探求文学走出政治束缚之后的新的生长空间与更大发展前景，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及其之后的“朦胧诗”争论、“寻根文学”争论，尤其是有关“文学主体性”问题的论争，使得文学进而拓展了观念，找到了新的立足点，文学理论批评界在松动自己的观念，刷新自己的视野的同时，也大力促动了文学创作走出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已有格局，文学创作上的“新诗潮”“问题报告文学”“寻根小说”“新潮小说”“新写实小说”的相继登台，使得文学创作由“一元”向“多元”大幅过渡，当代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样化状态。

20世纪80年代的许多文艺问题的讨论与争论，也直接或间接地促动了当时党中央在文艺政策上的一些重要调整，比如在1979年召开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讲话，就吸取了当时的文艺与政治关系大讨论的成果，放宽了文艺政策。紧接着是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把过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改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改动看来是“一为”改“二为”，但意义很大，这使得文学的方向正确了，路子更加放宽了。

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成果相当丰繁，主要成就是报告文学和中篇小说。报告文学中最早的突破是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后来又是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当时有几个值得关注的作家群落，如“归来者”文学，知青文学，改革文学等。其中的代表作家王蒙、张贤亮、路遥、蒋子龙等，都写出了堪称经典的中篇小说，如《蝴蝶》《绿化树》《人生》《赤橙黄绿青蓝紫》等。

（二）20世纪90年代：以经济浪潮为中心的演进

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基本上面临的是经济浪潮的影响与冲击，经济与文学的扭结，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主旋律。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推动起来的经济改革热潮，以及随后“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与确立，使社会生活真正走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走向了以市场经济为重心，文学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开始由“计划”转向了“市场”。

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人们一般只在引领改革开放的层面来看待其意义。其实，南方视察讲话对整个中国社会生活的改变，对文学与文艺的促动，也同样是巨大的。邓小平的南方视察讲话虽然多是片言只语，但有一些重要的提法是史无前例的。比如，邓小平讲到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要敢于试验时说：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谈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时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正是这个南方视察讲话，使得“市场经济”正式写入党的十四大报告，发展市场经济成为全党的使命与责任，整个国家开始往市场经济这个方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