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外资40年:历史经验与未来抉择(2)

摘要: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核心内容之一,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商投资经济的发展。回顾改革开放40年,我们顺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断冲破思想的禁锢,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持续深化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利用外资,从而有效推动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和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经济学界大胆探索,并且形成了全党的共识,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意味着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商品经济活动,都要接受市场调节。《决定》明确提出“把对外开放作为长期的基本国策”,为此,“必须继续放宽政策,按照既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又要实行统一对外的原则改革外贸体制,积极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的规模,努力办好经济特区,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

“利用外资,吸引外商来我国举办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独资企业”,“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

为了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推动对外开放,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的一系列改革中,经济特区等先行开放地区又身先士卒,大胆试验,改革计划管理体制,减少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改革价格体制,运用调放结合的办法最终实现放开价格,由市场定价;改革劳动用工制度,实行职工聘任制,干部能上能下;改革财税体制和分配制度,打破两个“大锅饭”,调动企业和劳动者积极性;改革金融体制,拓宽市场融资渠道;改革投融资体制,使外资经济、私人经济、个体经济和公有制经济共同成为投资主体,并且创造各类投资主体平等竞争的环境;改革国有企业管理制度,下放企业经营自主权,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并探索新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改革外贸体制,放宽外贸经营权;积极培育各类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在全国率先建立起房地产市场、建筑工程承包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产权交易市场等等,并谋求规范市场秩序,健全市场机制;改革政府机构设置,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办事效率,强化政府服务功能,探索“小政府、大市场”的政府管理体制……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开拓性改革,被誉为“拓荒牛”精神广泛传诵,特区的许多改革经验在全国推广,促进了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

商品经济越是发展,改革越是深入,越绕不过去一个现实的理论问题——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到底是什么关系?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还是不是计划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是否存在矛盾?二者之间有了矛盾该怎么办?这些问题的实质是当发展商品经济的一系列改革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产生冲击的时候,会影响到计划经济下的既得利益者的权利,矛盾是不可避免的。

当理论上的争论一时还没有结果、人们的认识尚不统一的时候,改革的实践并不会等着理论争论的结论,总是以其固有的惯性向前推进,实践迫使我们必须作出抉择。

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和十三大上,采取了务实的态度,在总结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地改革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运行方式就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计划和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计划主要是指导性的、有弹性的。这实际上是抛开了争论,从操作层面上找到了可行的改革目标。如果真的能够建成这样的经济运行方式,这实质上就是现代市场经济。

此后,在全国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方式过程中,许多改革都是在经济特区等开放地区率先试验,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国推广的。从1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对外开放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初步形成,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地区名副其实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场。经济特区率先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来源。

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看到了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成就,并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党的十四大把改革的最终目标定位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这与经济特区等地在对外开放实践中不断推进的改革探索是分不开的。

事实上,关于对外开放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当中国刚开始吸引外资的时候,有些外籍人员来到中国,却发现中国没有合适的涉外酒店,国内的饭店不能够满足需求,服务的标准和质量也不能够使外商满意,将来我们还要扩大利用外资,会有更多的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既没有娱乐设施,也没有休闲场所,更没有合格的居住场所,怎么办?中央决定建合资饭店,有的人就把这等同于卖国主义,说建合资饭店是与外国资本家联合起来赚中国人民的钱,这是阶级立场问题。1986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才为这场争论划上了句号。

随着外资在中国获得更多的市场准入机会,不断扩大发展,有人开始担心外资经济的发展会不会冲击民族经济,威胁国家安全?邓小平同志非常明确地谈到,说三资企业不是民族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如果不开放,经济是很难发展起来的,世界各国的发展都要靠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都是相互融合交流的。对外开放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国家实力,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我国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增加,外国对我国市场的依赖也增加,这才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什么时候国家安全才最有保障?难道闭关锁国,排斥外资就有保障了?清政府闭关锁国,难道国家安全了?只有在开放中与世界各国的经济相互交融,互利共赢,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巨大红利,同时也让外资能够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才能够真正实现中国的国家安全。

在改革开放和利用外资的过程中,我们也要面对外部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当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的时候,中国还要不要开放,还要不要利用外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中国经济上遇到了很多困难,苏东剧变,西方国家联合制裁中国,限制对华贸易,外商纷纷从中国撤资。国内也有人认为,正是对外开放导致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对外开放是自由化泛滥的根源,中国是不是应该重新考虑对外开放的国策?面对着恶劣的外部环境,邓小平同志再次强调,当务之急是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要有点勇气。

要吸收外资就必须遵循国际经贸的基本规则,遵循国际惯例,然而有人认为现行的国际经贸规则和惯例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接受。其实,目前已经形成的多边国际经贸规则和国际经贸的惯例,是人类在推进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一套符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人类智慧的共同成果,资本主义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创造的很多规则和方法并不能全部冠之以资本主义的性质。邓小平同志曾经强调,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在吸收外资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有人认为创办经济特区利用外资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当时邓小平同志非常不客气地批驳了这类观点,他说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邓小平同志还深刻剖析了为什么会长期存在着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他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我们在入世之后全面履行入世前的承诺,不断扩大外商投资的市场准入,外资经济也在快速发展。有人担心外资会消灭民族品牌,冲击自主创新,认为自主创新不应该包括外资企业的创新,把自主创新和利用外资对立起来。2010年9月7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举办的世界投资论坛主旨演讲中谈到,中国政府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是覆盖中国境内所有企业的,也是适用于依法在中国设立的一切外商投资企业的,可以说,这是广泛开展国际合作条件下的开放式创新。确认外商投资企业是“中国制造”的组成部分,同中国本土资本投资企业适用同样的原产地规则,享受一视同仁的平等国民待遇。对涉及政府资金的采购和建设项目,中国政府将采取公开透明的办法,让内外资企业及其产品享受平等的待遇。

刚打开国门吸收外资的时候,我们想推进工业化进程,但是创造的财富基本上都被消费掉了,存在着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当时利用外资就是为了弥补双缺口。根据央行数据显示,2018年11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177.43万亿元,外币存款余额7315亿美元,中国由双缺口转化为双剩余,那么,我们是否还要利用外资呢?在实践中,中央政府反复强调了积极利用外资的态度,因为利用外资不仅是要弥补双缺口,很多发达国家也不存在双缺口,却恰恰是吸收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国家,这是国际资本在全球的流动和重新配置,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只有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才能够获得更快的发展。因此,2013年,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吸收外资,特别是对接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实质性谈判,设立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2017年,中国又连续发布了一系列关于扩大利用外资的政策主张。

目前,世界上出现了逆全球化的倾向,我们姑且将之称为逆全球化,实际上美国在谋求去中国的全球化,把中国排斥在全球化体系之外。如果中国不能够接受美国的一些要求和主张,它就要重新建立一套排斥中国的经济全球化规则体系。针对贸易投资保护主义,针对逆全球化的倾向,中国高举开放的旗帜,坚定维护多边经济体制,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2016年杭州G20峰会成功举办,会上中国主导制订了《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推动各国在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进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2018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并且宣布了中国决定在扩大开放方面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举措,包括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新时代中国的对外开放致力于建立一个高水平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

为了推动全面开放,中国还出台了一系列新的利用外资的政策主张,2018年6月10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不断推进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6月底又发布了《2018版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进一步推动新一轮对外开放。

责任编辑:李贤博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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