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外资40年:历史经验与未来抉择(3)

摘要: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核心内容之一,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商投资经济的发展。回顾改革开放40年,我们顺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断冲破思想的禁锢,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持续深化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利用外资,从而有效推动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和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条件的变化

历史的经验是我们前行的基础,站在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的条件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一)从国内来看

第一,发展阶段变了。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40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79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82.7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5%,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由改革开放之初的1.8%上升到15.2%,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长到超过4万亿美元,累计使用外商直接投资超过2万亿美元,对外投资总额达到1.9万亿美元。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不再追求高增长而转向谋求高质量发展,这就要求外商投资要从数量扩张转向数量与质量并重,尤其要重视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

第二,工业化水平变了。初期对外开放的时候,我们正处在工业化起步阶段,而今天产业结构的升级已经替代了工业化的加速扩张。40年来,中国在利用外资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承接全球产业转移,我们自己也成为世界制造业的大国。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2017年三大产业的比重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到7.9%,第二产业为40.5%,而第三产业上升到51.6%,已经超过半数,并且还在不断提升。这说明中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起步阶段,但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典型的区域二元结构国家,东部沿海地区和发达城市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但是中西部广大地区特别是边远地区还处在工业化的起步阶段或者是加速发展时期,总体上中国并没有最终完成工业化。第二产业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第三产业的比重明显上升,这表明我国正处在从工业化的加速发展阶段向后工业化过渡的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就成为最重要的经济课题,外资也必须适应中国总体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服务。

第三,市场结构变了。产能过剩取代了短缺经济,计划经济遗留下的市场短缺使人民的生活水平迟迟得不到有效的改进。1997年,95%以上的产品都已经出现了供求平衡甚至供过于求,从此卖方市场被买方市场所取代。总体上形成供过于求的局面,就意味着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外需低迷造成了产能的过剩,国内的很多产能是为国际市场生产的,比如制造业大约40%以上产能是为满足世界需求的。同时,人民的收入水平持续增长,消费结构也在升级,但是供给结构变化的速率远远低于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所以,那些不能够有效适应需求变化的供给就成为过剩的产能。在这样的市场结构下,必须避免外商投资加剧中国的产能过剩,对外资不再是来者不拒,而要进行结构性的调整。

第四,中国居民收入水平发生了变化。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71元增加到2.6万元,随着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的升级,中国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潜力对外资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如果说以往40年,外商投资与中国市场是两个轮子,一个是依赖中国廉价的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成本低廉而且无限供给的环境;另一个就是外资看好中国市场不断扩张的前景。正因为外资看好中国市场的潜力,看好中国快速成长的现实,只要中国扩大市场准入,外资就会在适应中国市场,满足人们追求高端时尚健康环保等消费品和投资品以及追求更高端的服务等领域找到更大的发展空间。

第五,比较优势发生了变化,高企的要素成本替代了廉价的生产要素。中国刚打开国门对外开放吸收外资的时候,恰恰利用了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价格低廉的优势。而今天,不仅是劳力无限供给的状态基本上结束了,劳工成本也全面提高,其他的要素成本也在快速上涨,包括资本、土地、房产、服务、能源、环境等等。只有适应中国经济环境变迁,不再简单希望利用中国廉价的要素成本,而是契合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包括供给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需要的外资,才能够在中国获得更大的发展机会。

第六,体制条件变了,帕累托改进式的改革逐渐被全面改革攻坚所取代。初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相互促进,而改革本身就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式的变革。我们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同时,没有接受华盛顿共识实行彻底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而是在渐进式改革的过程中不断进行帕累托改进。在改革中,政府甩掉了包袱,企业管理者掌握了企业的控制权,职工获得了更多的工资和奖金,社会各个利益群体的福利都在增长。但是进入到全面改革攻坚阶段,好改的地方基本上都改了,剩下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不论是政府官员、企业的管理者还是社会公众,都希望改革,但是改到自己头上的时候往往又成为阻力。改革的阻力在增加,化解阻力的成本在上升。开放倒逼改革,这是过去40年来的重要经验,是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宝贵财富。今天我们站在体制转轨的新的历史起点,仍然需要通过扩大开放,利用外资,倒逼国内的改革,带动中国经济的发展。

第七,吸收外资环境变了,双剩余取代了双缺口。早期我们利用外资的时候存在着双缺口,而现在的双缺口早已被双剩余所取代,那么吸收外资的功能就从过去的弥补双缺口转化为倒逼改革,促进经济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八,开放的重心变了,渐进式开放逐渐转变为全面开放。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在开放之初,我们选择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实行沿海发展战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们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不断通过渐进式的区域开放走向了全方位开放,从主要在工业领域中利用外资扩大到农业、服务业以及更广泛的领域。在全面开放的过程中外资同时面临着区域发展和产业发展的新的历史机遇和新的挑战。

(二)从国际来看

第一,从生产力的角度看,经历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互联网的发展,信息化时代已经发展为以智能化生产服务体系为代表的新一轮工业革命。在新一轮工业革命方兴未艾之际,我们需要在扩大开放和利用外资中广泛发挥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推动中国的自动化生产体系建设,避免在新一轮工业化过程中被快速发展的技术进步和快速演进的经济结构变迁所淘汰,这是中国快速成长的机遇,也是中国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难得的历史条件。

第二,谋求改变经济全球化格局,替代了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起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曾经为经济全球化奠定了制度条件,上世纪九十年代人类社会处于苏东剧变、信息化加速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快速突进同时并存的特殊历史时期。我们抓住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机遇,承接全球产业转移,嵌入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国经济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同时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今天,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谋求改变国际经贸规则,重塑新型的经济全球化,美国在高举高打中试图逼迫中国做出重大让步。面对这样的格局,中国应该大胆地自主开放,构建自己的朋友圈,同时联合一切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的国家与地区,共同维护经济全球化的利益。

第三,制造业大规模外溢转变为制造业回流。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中国终于成功抓住了第三次全球制造业转移的机会。我们承接来自于日韩等国转移出来的制造业,成长为世界制造中心。但是今天,制造业的大规模外溢,正被发达国家谋求制造业回流所替代。在生产和投资全球化发展过程中,无论是老牌的英国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后来崛起的美国和日本,都没有逃离对外投资加速扩张之后制造业空心化的状况。反思之后,以美国为代表,从奥巴马时期就提出重振制造业计划,特朗普则更明确地通过降税等方式推动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进入了积极争夺国际直接投资的行列,而我们大规模吸收外资的外部环境将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和挑战。

责任编辑:李贤博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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