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永军：由古代皇帝治病联想到现代干事创业讲担当

有资料表明，在中国历史上一共出现了83个王朝，共有559个帝王。历代中国的皇帝中，短寿的皇帝很多，其中60岁及以上的30人，70岁以上的仅有武则天、李隆基等11人。

按说，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的封建制度下，皇帝掌握着天下资源，拥有着独享天下的医疗保健条件，长寿者应居多，却为何偏偏大都短寿？翻阅典籍发现，这当中除了遭人谋杀、生活无节制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则与御医们不敢担当有关。

何出此言？有古籍为证。清末民初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是一部广搜博采的清代掌故遗闻，当中有则《太医院处方》这样记载：“太医院医官恭请圣脉，皆隔別分拟，而又不得大相歧异。医官患得罪，皆推一资格稍长者为首，凡用药之温凉攻补，皆此人手持钮珠某粒为记，各医生皆视为趋向。又所开之方，必须精求出处，故诸医拟方必用《医宗金鉴》，取不能批驳也。至次日复诊，照例不能复用旧方，又不得多改，惟酌改药两三味，方为合格。故复诊数次，即与初方宗旨，迥不同矣。”就这段记载，释其要意：给皇帝把脉之后，众医官各自默拟处方，既不可雷同，又不得有大的歧异，而且都要与奉“圣命”编写的医书相符。医官们害怕惹祸，便事先串通，届时由一人拿一串钮珠，捏到哪一颗，即表示用某味药，以求合于戒律。次日复诊，即不能再用旧方，但亦不能多改，只有约改两三味药，方为合格。经过如此这般多次复诊，处方完全改变了初始的宗旨。

事无专管，责无专人，名为共同负责，实则谁也不想担当，谁也不敢担责。这种情势下，生病的皇帝除了侥幸自己挣扎出命来之外，结果只能等死。这便是本则记载想让人知道而又没有说出来的潜台词。正是这种“众口一致”“相差无几”的治病方法，导致了皇帝尽管拥有着本该长寿的优裕条件，却促成了短寿的事实。说来让人难以置信，想想令人唏嘘感叹。

为皇帝治病的太医官们那般行事，其心态是一个“怕”字，怕独立主持医政，望、闻、问、切，处方拿药，出了差错担当不起，所以定要拉上一大堆人，既表示“群策群力”，“万分慎重”，又可以在出事后互相遮掩；就算较起真来，“法不责众”，也可以溜之乎也。而现代一些“太平官”们如此治事，骨子里也是一个“怕”字，怕具体负责，怕独立担责，怕留下痕迹，出了问题吃不了兜着走。所以，便层层汇报请示，等靠“上级明示”，左盼右顾“他山之石”，拉上一堆人“群策群力”，云云，看起来，这是“讲求稳妥”，实则不愿担当。

古代医官为皇帝治病及其结局，是因为给皇帝治病一旦出了差错，除了个人掉脑袋，还可能被诛灭九族。医官们无法按医德行事，其情可悯。而现代一些“太平官”的治事方法，则是赏罚不明和庸人哲学的产物。根治之法，就是以《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为武器，对“庸懒无为、效率低下、消极应付、推诿扯皮”的人和事，严格执行分工负责制，使事有专管，人有专责，赏必信，罚必行，叫那些只想持禄保位、不想承担责任的人无空子可钻。临收笔了，再就干事创业的评价体系说上几句。尽管这是个大课题，但关节点却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为了不出事、宁可不干事”“多干不如少干，少干不如不干”等认识“怪圈”眼下仍然在作祟，而“敢担当、勇作为”的积极性尚未切实得到有效保护。显然，我们需要在“有职必有责，有责就要敢担当，担当起自己应负的责任”上继续努力，唯有如此，那些“南郭先生”，那些成天混日子、无所事事“不撞钟和尚”，才能从实实在在的干事创业中悄悄溜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