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湖湘文化成功转型的机缘

湖湘文化作为一种特色的地域文化，在近代历史中孕育出了一大批卓越的人才，其中包括思想先驱、政治领袖、文化巨人，为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贡献了智慧与力量。湖南古代的人才数量相较于近代的人才情况，可谓天壤之别，《中国历代名人辞典》收录了鸦片战争以前的历史名人3005人，其中湖南籍的仅23人，占同期全国名人总数不到百分之一。到了清末，湖南的人才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近代湖南涌现出了如此众多的人才，这与湖湘文化的近代转型密不可分，而引领湖南近代转型的是经世派为代表的湖湘精英，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引领湖湘文化走向现代化转型之路。

追溯历史，湖湘的君子文化源远流长，从屈原的《桔颂》、周敦颐的《爱莲说》《拙赋》到王船山的《读四书大全说》《张子正蒙注》《宋论》《读通鉴论》等名篇，无不流露出仁人君子的高洁情操和爱国志趣，影响了近现代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以及黄兴、蔡锷、毛泽东、蔡和森等爱国志士。那么，湖湘文化在近代成功转型的原因是什么？其中包含了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领域的思想转变。

第一，湖湘文化在近代转型的过程中，抓住了经济因素在国家政治中的战略地位。以魏源、曾国藩为代表的洋务派人物提倡通过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来富强中国，抵抗西方的不平等入侵。魏源的富国思想根源于儒家的“王道”政治理想，他指出，实现儒家理想的“王道”政治的前提条件是国家富强：“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既然作为民族理想的“王道”包括国家的富强在内，那么，这些足以使中华民族富强起来的具有近代因素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的方法、路径和手段，均是可以学习并不断改进的，包括“夷人”所掌握的“长技”。魏源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近代文化思想，主张学习、引进西方的战船、火器、养兵练兵之法，并进一步学习、引进西方近代化的科学思想、经济与政治方面的思想。以“中体西用”“师夷制夷”为指导，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湖湘人物发动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以“自强”“求富”为指导思想，一方面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新式军事工业，训练新式海陆军，建成北洋水师等近代海军。另一方面发展国内基础工业：兴办轮船、铁路、电报、采矿、纺织等各种新式民用工业，在上海创办了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洋务运动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输入，推动了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第二，湖湘文化在近代化转型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政治理念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和发展。其中涌现出了一批推动中国政治制度近代化转型的政治家、思想家，如谭嗣同、唐才常、黄兴、宋教仁、蔡锷等，再到新文化运动中涌现的思想家、政治家如易白沙、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等，为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近代化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谭嗣同的《仁学》一书是中国思想文化近代化形态的代表，被梁启超称之为“思想界的彗星”。谭嗣同推崇孔子的“仁爱”思想，其中包含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平等相通的精神。为了进一步阐发“仁”，谭嗣同的《仁学》兼容了孔子的“仁”、墨子的“兼爱”等，“其形虽杂，其魂却守一”。在谭嗣同看来。儒学内部的仁和礼两个方面并不是一体不分的，儒家的礼教在发展中变质为专制君主统治人民的工具，所以他激烈地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为早期《新青年》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发出了先声。在革命战争中，毛泽东将传统文化“古为今用”，准确地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以孔子的“中庸”学说为例，毛泽东在给张闻天的信中这样写道：“‘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又说：“‘过’即是‘左’的东西，‘不及’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对传统文化中的“中庸”学说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引申出在政治生活和革命实践中都要作两条战线的斗争，防止和克服“过”和“不及”的错误，发掘了优秀传统思想的现实内涵和时代价值。

第三，湖湘文化近代转型的过程中，激发出了传统文化内在的活力性、创造性，推动了传统文化为现实社会服务的经世致用维度。当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威胁到中华民族的安全时，湖湘地区崛起了一代代“以天下安危为己任”的儒家士大夫群体。他们有着强烈的士大夫经世济民的精神，意识到如果中华民族要达到“保国保种”、自强自立的话，必须推动并完成中国历史的近代化运动。以儒家士大夫的“修齐治平”“天下有道”“三代之治”等传统的核心价值观念为内在动力，推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化转型。左宗棠从1829年到1853年之间，一边教书养家，一边专读经世致用之书，形成了包含地理学、农学、经济学等极其广博的知识体系，在写给长子的家书中，他说：“古人经济学问，都在萧闲寂寞中练习出来，积之既久，一旦事权到手，随时举而措之，有一二桩大节目事办得妥当，便足名世。”此时湖湘学人读书慕学，实以办事举措、经世致用为目标。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著了《海国图志》，运用了中国传统兵家的思想，以编著世界历史地理著作的方法了解国外的人文地理情况。他在《海国图志》原叙中说道：“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故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古之驭外夷者，诹以敌形，形同几席；诹以敌情，情同寝馈。”陶澍、贺长龄长期在地方为官，在施政过程中充分展现经世致用思想，贺长龄还主持编纂《经世文编》，阐发经世致用的思想内涵。

湖湘文化的近代化转型之路，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具有启发意义。一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是孤立的、静止的，中国传统文化处于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之中，所以与世界文化是一体而存、共生共荣的。伴随着世界文化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也要主动地融入世界，在与各民族文化往来、交流和碰撞中擦出思想的火花，积极吸收世界优秀文化中的合理因子、发展因素，“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走向现代、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为时代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具有经世致用的现实价值，湖湘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了鲜活的例证。所以，当下的中国学者应更好观察时代的需要，树立起民族的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走近大众、走向世界，造福祖国、利益万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