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科技伦理贯穿科技发展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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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科学知识已不再是唯一的知识权威。科学技术和政治、经济的紧密关联，导致公众对科学家的信任度下降。此时，试图单纯依靠科学技术知识解决与之有关的社会和伦理争议的方式是不够的。如何应对新兴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已经不仅仅是科学家、技术专家和工程师们的使命了，也需要包括伦理学者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

科技发展需要伦理出场

20世纪中叶以来，诸如原子弹、工业化学品、计算机和基因工程所产生的后果无一不表明，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科学技术具有双重的社会和生态效应。

进入21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生产和市场的一体化，一批高技术尚处于萌芽和起步阶段，就展现出了创造一个新行业或改变一个现存行业、对社会经济结构产生的重大影响力，它们被称作“新兴技术”（emerging technologies）。那些虽以各种形式存在了多年，但近来又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被广泛运用或者整合到消费品中，如人工智能技术，也同样展示出深刻变革人类社会乃至人类自身的巨大潜能。各类新兴技术的发展速度很快，往往短短数年之间就可以聚集大量资金，兴起多个相关产业。与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相随的，是无法用更多知识的增长就能消除固有的不确定性。按照既有的科学研究方式，大部分现代科学技术在其研究过程中，都不会考虑其成果最终将应用于何处。所以，一项新的科学技术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只有在其产品被真正引入社会之后，我们才能得知。而现代科学技术与经济、政治的深度融合，更是放大了科学自身的不确定性，在全球化时代将整个人类拖入了一场规模庞大、影响深远的社会实验。这样不确定又高度复杂的新兴技术往往会对既有的道德与伦理观念产生强大冲击，在涉及公众切身利益时，往往会引发巨大社会和伦理争议。

面对争议，我们从转基因技术在欧洲和我国近年来的遭遇中不难看到，在现代社会，科学知识已不再是唯一的知识权威。科学技术和政治、经济的紧密关联，导致公众对科学家的信任度下降。此时，试图单纯依靠科学技术知识解决与之有关的社会和伦理争议的方式是不够的。如何应对新兴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已经不仅仅是科学家、技术专家和工程师们的使命了，也需要包括伦理学者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

那么，伦理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在科学技术发展中出场呢？

被动响应科技发展的伦理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包括伦理学者在内的人文学者都不怎么关注技术。因为伦理学被理解成人类的行为，而科学技术被认为是价值中立的，加之曾经的科学技术对社会影响力有限，所以，科学技术一度被认为与道德价值无关。

20世纪后半叶，随着现代科技对社会的影响日益显著，伦理学家缓慢地将注意力转向了技术。但最初，伦理学家受制于一种“社会影响框架”，把技术主要理解成科学家和工程师工作的成果，其预设是，技术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于社会发展的，当技术完成时，它被输送给社会。然后，社会可以选择是否采纳某项被输送过来的技术。科学家和工程师相对独立地工作，做着自然命令他们做的事情，由此产生的技术是中性的。只有当人类决定是否以及如何采纳科学家和工程师所输送的产品时，价值才起作用。在这一框架中，伦理学或价值几乎没有什么起作用的空间。伦理学家不去追问，也不检验决定一项新技术设计特征的因素，更不要说去检验那些把关注和资源导向某个特定技术的社会力量、体制行动。伦理学家的唯一角色就是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应用科学家和工程师所输送的技术。可以说，此刻，在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伦理学是以被动反应的方式出场的。

此时，伦理学家可以批评被输送过来的技术。例如，他们可以判断监控技术如何侵犯了隐私。他们分析各种分配稀有医疗资源的程序之公正性。在这种运作模式里，伦理学家作出了重要贡献，比如，生命医学伦理学、计算机伦理学和环境伦理学都在这种技术发展模式下繁荣起来的。但处在被动回应角色中的伦理学家更有可能注意到扰乱了或威胁了道德实践或价值的技术，而非那些契合或改善了主流道德实践与价值的技术。所以，伦理学家早期在参与科技发展时，会给人产生一种反技术主义者的印象：或者不懂技术却对技术的发展指手画脚，或者企图螳臂挡车、拒斥科技发展的大潮。这样的伦理学家形象往往不受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们待见，更遑论真正影响和参与科技发展的进程了。

与此同时，伦理学家的被动响应者定位，也使得伦理反思往往只是“事后诸葛亮”，甚至只是一个装点门面的花瓶，其实际效力往往差强人意。即便是科学界主动发起的20世纪最大规模的科学技术伦理研究——人类基因组的ELSI研究，也明显受制于这种社会影响框架。从实际效果上看，人类基因组项目的ELSI研究虽然产生了大量的发表物，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交叉研究领域，提供了一种在科学成果尚未付诸社会应用之前就尝试有组织地研究、预先发现并解决可能问题的科学研究运作模式。但是，由于其研究经费受制于科学家管理者，所以，其发表的研究成果在范围上总是由相应的科学家划定，只是关注技术发展的内部和下游问题，而无法反映公众的利益，结果总是与政策制定过程无关，被人批评为“一个用来搪塞别人对基因工程批评的摆设”。

主动贯穿科技发展全程的伦理

传统地，科学技术是“黑箱”，社会或伦理问题总是被狭隘地局限在对科技的后果上，人文社会方面的探究完全被置于科技创新过程的下游。然而今天，学界已经普遍认识到，现代科学、技术、社会、政治、经济、自然与文化等因素都处在一张异质性的网络中，互动并影响着彼此。科学技术不能被黑箱化，不能看成隔离于社会关系之外。任何一项技术不仅仅是物质客体，更是社会技术聚合物——是人工物、社会实践、机制安排、知识体系和自然的混合物。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不是在真空中孤立地去作研究，相反，他们的研究是由多重因素共同塑造的。现代科学技术问题往往与有关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议题紧密缠绕在一起。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好事归科学、坏事归社会”，把价值和伦理因素从科学知识生产中撇清。科技发展的轨迹也是不同利益群体博弈、协商的结果，而非遵循什么既定的秩序运行。总之，科学技术和社会是协同演化的。

如果说，前述“社会影响”框架正是由于让伦理考量只关注科学技术研发的下游影响或后果，没有关注仍在生产之中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本身，以至于其作用受到了很大限制。那么，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伦理在科技发展中的角色时，伦理考量就不再是置身事外的被动响应者，而是作为科技的塑造者之一，从科学技术发展的一开始，就与其他行动者一起积极地参与科学技术未来的建构，贯穿科技发展的全过程，成为一股行动的力量。尤其是对于新兴技术而言，由于一项技术仍有可塑性，在其发展和嵌入社会中仍存在大量选择空间，伦理考量的及早干预更有可能让技术遵循人类社会理想的方向发展。

欧盟在这方面率先作出了大胆尝试。2011年前后，“负责任研究与创新”理念被欧盟委员会采纳成为其最大的科技资助计划“地平线2020”计划的重要目标和贯穿性议题。此时，我们不再将新技术的伦理方面视作限制或约束。代替之，我们视之为技术发展的目标。这一尝试将以往被排除在科技创新决策过程之外的人文社会学者、普通公众纳入政策制定过程，通过参与和调解的方式，让各个利益相关方的想法和诉求被吸纳到决策准备过程中，在避免争议观点极化的前提下，经由充分磋商之后携手打造一个各方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虽然这一尝试的实际效果还有待评估，但无疑体现了人类在面对科技高速发展时的伦理勇气和审慎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