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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玲玲:区域经济与协调发展

刘玲玲

刘玲玲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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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一系列区域协调发展重大战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取得一系列历史性成就,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呈现开放合作程度加深、产业转型升级加速、效率与公平并重的新特点。我们将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背景、中国版的“模范城市运动”以及特色小镇与乡村振兴三个方面出发,深入分析区域协调发展的现状与未来方向。

一、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背景

我们可以看到,工业化是具有独特规律的。所有完成工业化或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国家,对于工业化的周期都是不陌生的。最开始的工业化,或者说早期工业化,指的都是原始积累的时期。工业化的第二个时期是中期工业化,这一时期的最大问题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高度发达阶段而产生的环境污染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两大问题在现代化阶段可以得到解决。

二战以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把这两个问题解决了,但他们是“有退路地解决”,即:在为我们提供工业化案例的同时,也对我们产生了不良影响,如把洋垃圾卖到中国。这些事件意味着,中国未来实现现代化的过程是没有退路的,中国的生产力革命以及区域协调发展必须把“绿色”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然而,我们原以为,主要发达国家完成现代化后进入了长久的高度发达的阶段,并可以一直保持下去。但今天,主要发达国家却遇到了更多的问题。我们称这一阶段为后现代化。后现代化,指的就是一个大的经济周期完成后,在一个生产力“长波”阶段,我们已经解决的问题好像又重新回来了,比如构造完整的产业体系的问题、不同区域经济之间的产城融合问题以及蓝领白领金领的就业问题等等。经济发展了、国民教育发展了,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老百姓希望从事白领、金领的工作。但是,如果大家都不做蓝领的话,势必会造成用工成本高、生活成本高等一系列问题。这些“蓝领少”所导致的问题,在一些主要发达国家尤为凸显。此外,人口老龄化问题也日益凸显,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人口高龄化、老龄化;二是生育率下降。包括主要发达国家在内的政府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压力,就是养老金制度带来的压力。

区域发展不平衡也是现代化过程中的或完成现代化的国家面临的一大难题。主要发达国家在走完了工业化、完成现代化之后,为解决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以及资源的空间配置不合理等问题,开始了“搬家”运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美国的“模范城市运动”。未来,我们也将开始中国版的“模范城市运动”。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美国、日本、欧洲的“搬家”又引发了“超大城市病”问题,这也将成为我们未来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此外,在“超大城市病”产生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小城镇的衰退问题。本来小城镇已经建设得很好了,但是年轻人由于城市小、机会少等原因都去了大城市,进而小城市最终重新进入衰退。所以,中国未来的小城镇建设、特色小镇建设的方向是没问题的,需要关注的是小城镇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要以高瞻远瞩的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来解决问题。

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出发,就必须要进一步发展中国的生产力。中国的生产力革命是否能取得丰硕的成果,有三个方面是我们不可避免要做好的:一是我们要通过全社会的创新,特别是新的技术革命,如“智能+”“互联网+”“区块链”等,使中国的生产力发展获得一次更大的进步;二是我们要结合生产力革命,通过生态文明建设,把建设“美丽中国”的愿景落实到底;三是我们要结合中国版的“模范城市运动”与“一带一路”倡议,既满足我国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又实现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终使我们国家发展、社会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这一次重大提升得到根本的保障。

二、以中国版“模范城市运动”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以中国版的“模范城市运动”推动中国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我们必须要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主体功能区建设

主体功能区建设,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统筹国土空间的开发和利用,即通过调整生产力的空间布局,再次提升效率;二是区域协调发展,主要包括中东西部的协调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等等。我们要通过主体功能区建设,实现生产要素的有序自由流动,同时要有约束,即考虑生态,考虑粮食安全,考虑城市发展的边界等等,还要让政府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保证民生的基础上,确保实现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如此,我们就能够形成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并在城市发展的实践中落实到位。

为了解决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在主体功能区的建设方面,我们还必须掌握已有的理论与经验。例如,胡焕庸线向我们展示了地理环境对人类生存、定居的影响。结合胡焕庸线对中国的划分、中国水域的分布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严格受到了地理环境的影响。如此一来,我们未来该如何进行主体功能区的布局?对此,近年来,党中央画了三张图:

第一,“两屏三带”生态安全战略格局。这是我们给生态文明建设画的一条红线。1998年,我们提出了“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耕还湖”。二十年过去了,2018年,党中央提出“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耕还湖2.0”,也就是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我们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并就沙带、石漠化、荒漠化地区提出了一整套的综合治理方案。同时,中央财政设立专项资金,我们在预算制度上作出了长远的安排。

第二,“七区二十三带”农业战略格局。这是我们给农业发展、粮食安全画的一条红线。相对于植物工厂、养殖基地等的发展,我们的农业战略格局是从基本粮食生产的角度上,确保了粮食安全的“18亿亩耕地”红线。实际上,我们国家现有的耕地面积有24.5亿亩。同时,我们还在进行造地,包括对沙化土地的治理与改造。我们通过“七区二十三带”的规划,结合专项政策,确定了农业的主产区,保证了农地农用。2020年,我们还要确保高标准农田达到8亿亩,扩大农业物联网示范应用。

第三,“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城市、城市群以及湾区经济如何发展?对此,我们对未来的城市群空间分布进行了细化,如环渤海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等。例如,我们规划的东北地区的城市群发展,将以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四个城市为重点。这将是东北地区人口、资源分布更为密集的区域。再如,我们规划的以新疆的喀什、西藏的拉萨为中心的两个城市圈。我们希望通过国家的支持、城市的合作,也能使这两座城市成为国际性的城市,成为与中亚、西亚、南亚等地区合作发展的枢纽。

责任编辑:王瑱校对:吴自强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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