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早期组织与秘书工作

党的早期组织与秘书工作

100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在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和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先驱,通过互通书信商谈革命方法、通过搜集材料研读革命理论、通过出版刊物宣传革命真理、通过调查研究探寻革命道路。其间所开展的一些文字性、技术性工作,具有秘书工作的性质,为我党秘书工作的萌芽和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互通书信,讨论建党、救国大计

书信来往是革命先驱们谈论建党和革命方法的重要途径。1920年8月13日,赴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致信毛泽东,就世界革命大势、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世界革命的联络与方法,以及俄国革命后的情况等问题阐述自己的看法。他在信中指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不仅在俄国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成为时代的主流;就中国而言,必须首先建立共产党这一“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至阶级战争胜利后又必须注重“无产阶级专政”和“万国一致的阶级色彩”。

9月16日,蔡和森再次致信毛泽东,在比较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方法和目的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效仿俄式革命和组织共产党等革命主张。他强调:“就是要把中产阶级那架国家机关打破(无论君主立宪或议院政治),而建设一架无产阶级国家机关——苏维埃。无产阶级不获得政权,万不能得到经济的解放”;“我以为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对蔡和森的观点,毛泽东表示深切的赞同。他在12月1日给蔡和森、萧子升和其他新民学会旅法会友的信中大段引用蔡和森的话,指出萧子升等人向往的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温和的革命”“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必须采取社会主义的方法,必须打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搜集材料,研读革命理论

在从“向西方学习”到“以俄为师”的历史转向中,为了学习全新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经验,革命先驱们首先就要掌握相关的资料信息。如,李大钊等在北京大学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时,特别将搜集有关马克思学说的书籍列为“我们研究上重要的先(任)务”,并通过筹集“百二十元的购书费”,计划“至少要购备《马克斯全集》英、德、法三种文字的各一份”。又如,留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亟谋合居共学。预备译书译报” 。其中,蔡和森仅在最初的半年时间里就搜集了100余种重要的小册子,通过“猛看猛译”,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主义进行深入研究和细致比较,最终得出“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的科学结论。

再如,毛泽东等在湖南创办文化书社时,强调“用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民新研究的材料” 。根据1921年3月底的统计,该书社共经销包括《共产党宣言》《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科学的社会主义》《唯物史观解说》《阶级争斗》《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书籍164种,包括《新青年》《劳动界》等在内的新文化报纸杂志54种,其中《马格斯资本论入门》200本、《新青年》2000本、《劳动界》5000本。 这些宝贵的资料为革命先驱们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进而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提供了重要帮助。

编辑出版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

宣传工作历来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李汉俊、陈独秀创办《劳动界》周刊,陆续发表陈独秀的《两个工人的疑问》、李汉俊的《金钱和劳动》、李中的《一个工人的宣言》、李达的《劳动者与社会主义》等文章,以工人群众熟悉的语言和风格,深入浅出地讲解劳动创造价值而非资本创造价值、劳动者获得解放必须走俄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理,“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他们的事情”。11月,同属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李达创办《共产党》月刊,以“短言”的形式表达政治主张,旗帜鲜明地指出:“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这要求我们“既要反对第二国际式的议会道路,又要反对无政府主义”。

与此同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邓中夏等人创办《劳动音》周刊,直言要纠正以往革命知识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只向智识阶级作学理的宣传,而不向无产阶级作实际的运动”的空谈倾向,强调将工作的重点放在“阐明真理增进一般劳动同胞的智识”,“以促进国内劳动同胞的团结,及与世界劳动者携手,共同去干社会改造的事情”的实际行动上,通过对唐山煤矿葬送工人大惨剧和南京机织工人大暴动等典型事件的具体分析,热情赞颂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推动工人运动不断走向高潮。

开展调查研究,了解中国革命实际

革命先驱们需要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才可能寻找到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又符合我国实际的革命道路。1920年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等同志开始有计划地“到纱厂去,到铁路去,到码头去。经过同乡或亲戚的关系找工人谈话”,了解工人群众衣食无着、居无定所,甚至“潜至巷尾常于垃圾堆中,拾取人家所弃之腐鱼臭肉”的悲惨、真实的生活境遇。11月,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支持的湖南劳工会成立专门的调查部,“分机械工、纺绩工、色染工、机织工、化学工、矿工、窑业工、针线工、藤竹工、土木工十股”,负责调查工人阶级的生产生活情况。毛泽东就经常打扮成工人的模样,钻到工人聚集的地方,“和工人们一块喝茶,谈心,交朋友”。

直到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多次到长辛店地区调研工人运动状况,极力赞扬工人自发组织补习学校“以增进‘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完全智识,养成‘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高尚人格”,全力支持他们“拼吾热血,为他牺牲。要把强权制度一切消除尽”,建设“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不分贫富贵贱责任惟互助”光明社会的崇高理想。这些调查研究让革命先驱们看到了工人阶级在当时中国社会所处的地位及对于革命的态度,为随后开展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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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成玲校对:刘宇同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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