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4】历史上北京抗“疫”的经典之策

在文献中，人们对流行病的统称一般为疾疫。它的破坏性极大，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极为不和谐的音符。据史料记载，在元明清时期，疾疫的流行曾达到过北京历史上的顶峰，尤以清代发生的疫情最为严重。

“势极猖獗”的疫情

有关北京地区疾疫的明确记载始于金朝海陵王时期。天德三年（1151）海陵王“广燕京城”，营建宫室，“既而暑月，工役多疾疫，诏发燕京五百里内医者，使治疗，官给药物”。到了清代，北京地区疫病频发，伤寒、天花、霍乱、白喉、鼠疫、猩红热等危害最大。

清代天花多次肆虐北京。天花又被称为痘疹或痘疫，传染性强，致死率高。据《清史稿》记载，“满洲兵初入关，畏痘，有染辄死”。顺治三年（1646）正月，京师痘疹流行。顺治六年（1649）三月十八日，辅政叔德豫亲王多铎染天花病亡。同治元年（1862）痘疹在北京地区再次大规模爆发。这年春季京畿一带持续干旱，大灾之后必有大疫，七八月间时疫盛行。据清末来华调查的日本人服部宇之吉在《清末北京志资料》中记载，“同治年间，北京痘疮流行，势极猖獗”，北京城内“呻吟之声流于户外，路上葬柩络绎不绝”。

霍乱传入中国始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对人造成严重损伤，“获此疾者十有七八死，死甚速在一二日间”。道光元年（1821）霍乱传入北京后，“京师至棺木尽，以席裹身而葬”，可以想见它对人类生命安全造成的极大威胁。光绪二十六年（1900）北京再次暴发霍乱。第二年疫情继续发展，“每日因该病而死者达百余人”。（于德源《北京灾害史》）光绪二十八年（1902）疫情较前年更为严重，“京师数日内疾疫甚盛，死人无算，皆因霍乱。有顷刻死者，有半日死者”。（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

北京作为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虽不是鼠疫疫源地，但也因频繁的人口流动，极易成为鼠疫发病区。宣统二年（1910）东三省鼠疫爆发，不久蔓延至北京，十二月北京出现首例鼠疫病例。几个客栈的客人突然暴病而亡。十二月十六日，正阳门外打磨厂三星客栈的东北锦州旅客王桂林因鼠疫暴亡。同日该客栈一名李姓客人暴亡，后刘姓等两名客人不治而亡。附近的排子胡同永泰和客栈亦有客人病亡。北京地区出现首例鼠疫患者后，清政府并未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三星客栈王姓客人暴亡三天后才被埋葬，四天后该客栈才被巡警封锁隔离。这种延误造成附近地区陆续有人染病身亡，疫情逐渐扩散了出去。疾疫爆发的直接后果是人员大量死亡。

历史上，关于北京地区因感染疫病而死亡的具体人数，在文献中没有确切记载，但从诸如“死人无算”“路上葬柩络绎不绝”等描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疾疫猖狂肆虐的程度。

隔离与避痘

为了控制疾疫的发展蔓延，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隔离的办法。睡虎地秦墓竹简表明，秦朝政府为麻风病患者专设“疠迁所”。东汉以后，史书上就有了隔离病人的记载，如《汉书·平帝纪》中提到，元始二年（公元2年），遭遇旱灾、蝗灾，“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这是对病人施行隔离措施的最早记录。到了晋朝，隔离已发展成为制度。据《南朝齐会要·民政》记载，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曾设立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病之人。唐代则是由僧人开设乞丐养病坊，以隔离收治病患者。而从宋代开始，出现了大量官办养病机构。较著名者如熙宁九年（1076）赵抃在越州所创之病坊，其起因是，当年春天，越州“大疫，为病坊，处疾病之无归者”。到了清朝，这一举措依然适用。

清初京师痘疹流行后，染病者被强制出城。为防止疾疫蔓延，清政府下旨凡民间出痘者，即令驱逐城外四十里。为防止遗漏，地方官在执行过程中将身体发热及生疥癣等疮者全部驱逐。一些贫困家庭被迫隔离后，无以维生，甚至将子女抛弃路旁，场面十分悲惨。监察御史赵开心巡视时，目睹惨状，奏请凡出痘之家，痘疹已见者，方令出城，并建议在城外四十里，东西南北各定一村，安置出城百姓。赵开心所奏得到允准，皇帝令工部选择村庄，供出城隔离的家庭居住。

除了隔离之外，在疫病流行期间，清政府还多次取消国家重大庆典活动，以避免人员聚集，包括皇帝在内也不敢贸然前往公共场所。在清代，元旦、冬至、万寿节被称为三大节，皇帝接受文武百官的参拜和朝贺。正月初一日为元旦。万寿节是皇帝的生日。冬至日皇帝要去天坛祭天，百官上殿向皇帝表示祝贺，因此，冬至被称为冬至节。这三大节的活动，礼仪重大，非同一般，除非遭遇重要变故，一般每年如期举行。但若时年疫病流行，此类重大庆典活动都会取消。如顺治二年（1645）十一月冬至，以京城出痘者众，免行庆贺礼。顺治三年（1646），因京师痘疹流行，停止万寿节朝贺。顺治六年（1649）正月初一日，因避痘，免朝贺。

清初，皇帝多次前往南苑避痘。南苑即南海子，元代称其为“飞放泊”，广四十顷。“飞放”是指从元代开始，“冬春之交，天子亲幸近郊，纵鹰隼搏击以为游豫之度，谓之飞放”，而南苑就是“飞放”之所在。明代增广其地，辟门修桥，置二十四园。清初作为皇家苑囿，顺治帝经常来此春蒐冬狩，讲武习勤。这里，地广人稀，空气清新，自然也成为了皇帝避痘的首选之地。《清实录》中多次出现皇帝避痘南苑的记载，如顺治九年（1652）正月朔，因皇帝避痘南苑，免行庆贺礼。顺治十三年（1656）正月朔，因避痘南苑，免朝贺。

在避痘期间，加强对人员流动的管理也非常重要。清代蒙古、青海、西藏等地区的少数民族各部王、贝勒、贝子等人员需要轮流进京朝觐皇帝，即年班。清代将已出痘者称为熟身，未出痘者称为生身。年班部落中未出痘者，不必来京，改为赴热河觐见，跟随皇帝行围。在树木葱郁、天高云淡的塞外接见各部族王公，可以消除他们对染痘的畏惧。另外，如果科考之年发生疫情，考试也会延期举行，如道光元年（1821）京城时疫，顺天府乡试就被推迟了一个月，于九月份举行。这些都是对人员流动加强管控的举措。

防疫与救治

随着人们对疾疫认识的逐渐深入，相关的防疫和救治工作也逐渐全面而系统地在北京地区开展起来。

设立专门的防疫机构。清初太医院设置痘疹科，专门对痘疹进行研究。清代分科曾多次改制，顺治时期分设十一科，即大方脉、小方脉、伤寒科、妇人科、疮疡科、针灸科、眼科、口齿科、正骨科、咽喉科、痘疹科。嘉庆二年(1797)，将口齿与咽喉科、痘疹与小方脉各合为一科，成为九科。清末新政时期机构改革，设立民政部，卫生司为下辖五司之一，主要负责防疫工作。宣统二年（1910），民政部借鉴国际经验，与中央各部，即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等部门商定，成立卫生会，通晓西医人员参与其中。

推广防疫疫苗的接种。在清代，为了加强防疫，接种疫苗成为控制天花病流行的重要举措。关于天花的记载最早出现在汉代，后世医生一直在设法寻找良方。清代朱纯嘏著有《痘疹定论》一书，书中记载，早在北宋时期，就已经有关于种痘的探索。这比欧洲的牛痘接种早了一千多年。中国传统的种痘方法最初为吹种，这是一种民间的种痘法，最早起源于明朝隆庆年间(16世纪下半叶)，又称吹鼻种痘法。它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方法叫旱苗法，即取天花者的痘痂研成细末，加上樟脑冰片等吹入种痘者鼻中；另一种方法叫水苗法，就是将患者的痘痂加入人乳或水，用棉签蘸上，塞入种痘者的鼻中。这两种方法都是为了让种痘者轻度感染上天花，发烧出疹，再经过精心护理，病症消失后，就相当于已得过天花，从而具有了免疫力。痘痂叫做“时苗”，由于其毒性比较大，不能百分之百保证被接种者的生命安全，“苗顺者十无一死，苗凶者十只八存”，因此，中医又发明了“熟苗”接种法。所谓熟苗，指的是以接种发出来的痘作为种苗，经过养苗、选炼，连续接种七代后，火毒汰尽，用来给健康人种就非常安全了。

派遣医护人员参与救治。太医院主要服务对象是皇室成员，疫情严重期间，清政府也会临时调派太医参与抗击疫情的工作。同治六年（1867）京城时疫流行，清政府令太医院开方剂，交给五城发放。康熙十九年（1680）六月，皇帝除继续在五城开粥厂赈济饥民外，还派遣太医三十人为身染疾疫的饥民治病。到了清末，内外城官医院的建立是防疫举措的新变化。《内外城官医院章程》总纲明确指出，医院为官立性质，为患者免费诊治。普通百姓、海陆军军官士兵、各级学堂的学生、巡警人员等都可来看病。官医院设置专门的隔离病房，与其他患者隔离诊治。宣统时期，爆发于东三省的鼠疫，随着患者的南下，传入北京，引起巨大恐慌。内外城官医院支援了很多防疫药品和医疗设施，蔓延至北京的鼠疫最终得以控制。

调拨专款救治病患。在疾疫流行期间，如果患者得不到有效救治，不仅自己的身体健康受损，还会成为移动的传染源，随时威胁更多人的生命健康。因此，为了能够尽快控制住疫情的蔓延，清政府通过划拨经费，专门救治病患。如道光元年（1821）八月，政府紧急拨付两千五百两白银，用于救治疫区病人。清初顺治时期，政府在景山东门外建了三间施药房，康熙时期曾增建，直到康熙末年才停止施药。光绪时期疾疫流行，清政府再次启用施药房，身染疾病者可以直接去那里领取药品。

设置专人专责处置尸体。道光元年（1821），京城内外因疫病猝然辞世者众多，许多家庭无力置棺敛埋。于是，清政府让有关部门安排专人负责散发棺木或帮助掩埋尸骨。这一措施既符合中国传统道德规范，又能有效隔离传染源，防止疾疫的进一步扩散。

应该说，隔离与救治是清代北京应对疾疫的两个重要手段。那时候的中国，整体的医疗水平并不高，相应的医疗体系建设更无从谈及。即便如此，中国人在“摸爬滚打”中还是寻到了一些行之有效的防控手段和救治方案，为人类社会共同战胜疾疫的肆虐贡献了中国经验。

（作者简介：张艳丽，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