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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鹏:稳定经济运行事关全局——聚焦2020年全国两会(5)

2.特别国债

特别国债的名字叫“抗疫特别国债”,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换句话说,抗“疫”的特别国债只有这一次,原则上不作为常态化机制在明年再次体现。但是如果特别国债的使用方向是直接由政府形成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就会出现一个问题:该固定资产投资不是一年内完成,比如要建一所医院,这所医院一年内完成不了,明年还需要继续建,钱从哪儿来?特别国债与一般国债不同,特别国债的1万亿元可以用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相关的设备采购,但是在使用的时候要注意,特别国债是一次性的、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是明年没有的。于是在此条件下,要让债务资金产生中长期效果,又要让债务资金局限于短期的资金表征,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解决的方案是,利用好金融市场,来协助我们突破和解决问题。比如,我们要求金融企业努力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贷款、对制造企业的中长期贷款、对三农企业的生产性贷款。

大量的贷款投出去之后,企业保市场主体不存在问题了,但问题却在于我们不是要简单地保今年的市场主体,而且还要推动其实现发展创新、转变,以匹配市场。在此过程中,必须通过金融机构,来把短期的债务资金效果拉成中长期效果。但是作为中长期的金融政策,很有可能受到一个问题的困扰,即呆坏账。因为大量的钱进入到中小微企业、“三农”企业,它们本身在市场上就属于薄弱环节,安全性相对偏低,因此,自然而然就导致很多银行的贷款最终会变成呆坏帐。这种情况如何处理?先用商业银行的利润冲抵一些不良,若还不够,就需核减商业银行的核心资本,核减之后再补充商业银行的资本金。

如何补充商业银行的资本金?最佳方案是由特别国债根据商业银行的经营实际以及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为其补充资本金,做得越多,补充资本金的量就越大,相应的形成政府对商业银行的股权。随着经济形势的恢复,商业银行的营业能力会越来越好,风险程度会大幅降低,股权价值也会越来越高,政府在此条件下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实现退出。这种退出,往往以优惠的价值将股票处置给商业银行(即回购)或者处置给商业银行所要求的战略投资人。这样,政府的资金出现了退出,而退出以后,相应再去偿还特别国债的本金利息。特别国债尽管是一年发,但其偿付时间是不超过十年。在这个情况下所出现的损失,中央与地方按照三比七承担——中央承担3000亿、地方承担7000亿。换句话说,不可能1万亿都亏损了,最终的结果是,出现实际缺口的部分再由中央和地方来分别分担。这样可以把整体的债务压力有效降低下来。

3.专项债券

2020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高于市场预期的3.5万亿元左右。因为市场往往会认为,专项债券必须要投资于能够开市场化运营并形成市场化收益的领域。所以,市场认为规模再大也没有意思,因为很难找到符合要求的项目。但是,今年我们将专项债券规模提高到3.75万亿,超出市场预期,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6万亿元。增加了这么多钱,接下来怎么样为其匹配项目?重点就是来与中央预算内的投资做好配套,核心是做好“两新一重”的建设和发展。

首先,2020年中央预算内投资从5200亿元提高到6000亿元,新增800亿元。预算内投资是以传统基建项目为主,因为其具有典型的公益性特征。这种有典型的公益性特征的项目,客观上需要市场、地方政府给予合理的配套,而配套的资金将从专项债券里出一部分。

第二,对于专项债券的使用,原来叫做债务收入转贷支出,即政府发债,形成债务收入,再将债务收入带给具体项目,政府形成的是项目债权。而今年我们要求,可以形成债权,也可以形成股权,还可以既形成债权又形成股权。大家知道,即使是政府的专项债要形成对具体项目的债权,钱也不够用,因此还要依托商业银行来补充市场化的资金和信贷。但是商业银行在提供贷款的时候往往都有一个要求:该基础设施项目的资本金到位率不低于35%。现在问题就是,商业银行愿意贷款,地方政府也有能力为其提供补充性的债券贷款,但是35%的资本金由谁来出?找不到人,因为资本金不到位,导致很多项目难以开工。今年,地方政府的专项债券可以用于转贷,也可以用于股权投入,还可以一部分用股权、一部分用转贷,这样35%的股权资本金到位率就很容易解决,比如,可以用专项债券直接作为权益性资金进入到项目,直接达到符合标准的百分比,使项目启动开工,避免不必要的延迟。

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首先从新型城镇化的情况来看,其包括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城市括输油输气管道、城市储气储能设施、城市老旧小区改造等一系列传统基建问题。“重”是重大项目,包括轨道交通类项目、水利类项目、农田改造类项目等。从铁路发展来看,今年将会给国铁集团增资1000亿元,其中直接从财政获得500亿元的助资,另外500亿元由国铁集团发行永续债的方式来充实资本金。国铁集团资本金得到充实以后,增强其对中国铁路的投资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这是“一新”“一重”。还有“一新”——“新基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的着力点是传统基建,规模很大,而且是政府投资的热点;“新基建”的投资主要依靠地方政府从刚才所说的1.6万亿元的新增专项债券中拿出钱来投资。“新基建”主要包括5G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七大领域和业务。从“新基建”的内容看,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

第一,在“新建基”领域,政府不应该是主体出资人。“新建基”本身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公共产品,也不应该由政府作为主要投资人。从实践来看,“新基建”本身就有投资人,而且也形成了非常成熟的投资、管理、运作、经营的模式。在此条件下,政府参与“新基建”的角度是弥补现行“新基建”体系的不足和缺失,是来补短板的。补什么短板?其一,“新基建”是有人愿意投资也有人愿意买单的,但是“新基建”的某些领域却没有人愿意买单,这就需要政府来投资。比如工业互联网:厂区内的工业互联网设施,企业愿意买单;厂区外、园区内的工业互联网设施以及联系紧密的园区之间的用于沟通的工业互联网设施,政府愿意买单,企业也愿意付出常态化的租金,所以三大运营商是可以来建的。但是,如果零星发生联系的园区之间,就会出现工业互联网的运营或者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的情况,而政府做的就是“新基建”的基础。

 其二,部分“新基建”现有市场主体提供的过程中面临很多的麻烦和限制。比如5G,如果建设大功率基站,则辐射太大,所以必须将辐射降到合理水平之下;而如果将5G的辐射降到合理的水平下,则会导致功率下降、覆盖半径减少。依托原有的4G基站,升级改造为5G基站,以匹配和满足5G的传输需要,从现在来看不够用。从5G基站的需求量来看,至少需550万到600万个。因此,客观上需要我们补建大量的基站。在哪里补建?在有人的地方补建,比如居民小区、住宅楼,这些地方仅靠三大运营商是补不进去的,他们面临着很多的压力和束缚;但是依托地方政府,则可以对上述领域的基站建设,补齐短板、补上盲点,使5G的应用场景得到极大的拓展。由政府来建,建完以后交给中国铁塔公司来运营。中国铁塔公司相应将两类基站合并:一类是三大运营商自建的基站,这些基站立足于互联互通;另一类是地方政府投资修建的基站,这些基站立足于租赁使用。也就是说,在互联互通的情况下,增强覆盖面、保障5G的应用能力,并由三大运营商向中国铁塔公司支付租金,中国铁塔公司再付给地方政府投资的回报。

第二,“新基建”的资金来源于专项债券,并形成资本性支出。换句话说,一定是政府投资,相应地形成政府持有的项目股权或者资产产权,而不可能出现政府提供补贴、市场来干活的情况,也就是不会形成政府的经常性支出,只能形成政府的资本性支出。政府和市场一起努力,才能把“新基建”项目做深做好。

专项债券的投入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即保粮食生产和能源安全。增加专项债券投入,支持现代农业设施、饮水安全工程和人居环境整治,持续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以上这些方面,在很多情况下没有人运营,而接下来我们就得让它运营起来。市场运营导致收入不足的部分,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进行补足和解决。

(二)减税降费

加大减税降费的力度。当前有一部分阶段性减税,现在我们把阶段性减税全部延长到今年年底,也就是说已经变成全年性的减税安排。把一个阶段性的工作推广到全年,对很多企业来讲起了到巨大的支撑作用。尽可能地少取多予,将流动性留给企业,确保企业的安全平稳运行。对于中小微企业,基本上三大类税收都尽可能地提供减税。比如:增值税,由原来3%的税率下调到1%,贯穿全年;企业所得税,对于中小微企业也尽可能地给予优惠待遇;投资抵税,中小微企业如需购买固定资产、更新改造提升生产能力,若固定资产单笔价值不够500万元,则不用再折旧了,将国定资产价值从年底应纳所得税中直接扣除即可,且将亏损的摊销期由原来的5年现增加到8年,这样可以将许多企业的所得税跨年度地余缺调剂,以更好地匹配和满足企业经营的实际需要。

中小微企业是减税支持的重点。在此过程中,为了保障供给、促进商品和人的流动而做出重大贡献的企业,也相应地给予优惠待遇,比如免征增值税。另外,免征中小微企业养老、失业保险单位缴费。这些减税降费政策,核心是让企业能开工、赶生产。今年新增减税降费约5000亿元,预计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

责任编辑:叶其英校对:张一博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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