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扶贫救灾故事及其启示

据相关史料记载，在汲黯为官时，河内郡发生了灾害，汉武帝刘彻派其作为救灾特使前去察看灾情。汲黯见到灾情紧急，在痛斥地方官员不作为的同时，未经皇帝批准，决定动用国家的战备粮食救济灾民。汲黯这种冒着死罪风险舍身为百姓安危着想的光辉精神，在今天也值得赞颂！[文稿][课件]

清朝的方观承任直隶总督时，发现每到冬季，直隶地区就有很多流民因天气原因受冻而死，因此，在其大力倡导下设立了“留养局”。据乾隆年间《河间府志》记载，设立了“留养局”后，因天气原因受冻而死的流民数大幅降低。可见，扶贫救灾的行动比心动更重要。[文稿][课件]

明朝宗室、医学家朱橚非常关心百姓疾苦，当他看到有很多百姓因吃不上饭，靠野菜充饥时，为了让老百姓不被有毒的野菜毒死，编撰了《救荒本草》一书。此书共两卷，记载了植物400多种，并配有插图，便于人们识别野菜。朱橚认为，脱贫首要任务是让百姓能吃上饭。[文稿][课件]

扶贫救灾如果监管不力，极有可能出现基层官员舞弊的情况。而基层官员舞弊很多都源于上级主管部门的官员和基层官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报告介绍了元代官员张养浩在陕西扶贫以及解决陕西当地奸商污吏营私舞弊问题的故事。[文稿][课件]

畅通运输不仅有助于扶贫救灾，更重要的是关系国计民生，从古至今皆是如此。报告讲述了西汉武威太守开通河道、改善当地交通，帮助贫困百姓脱贫的故事。[文稿][课件]

三国时期，魏明帝太和年间，仓慈调任敦煌太守。敦煌郡在西部边疆，因为战乱和内地隔绝，太守职务曾空缺二十多年，因此当地豪门大户强横自大，成为习俗。前任太守官员只遵守奉行旧有的各项制度，对这类坏习俗没有进行纠正。仓慈到任以后，抑制打击豪强势力，救济照顾贫弱的百姓，处理政事非常符合当地实际情况。过去大户族所占田地有剩余，但是普通百姓却没有立锥的土地，仓慈割取大户族多余的田地按人口都分配给贫弱的百姓，只让老百姓逐渐归还土地的成本。仓慈的做法消除了大户族的特权，保证了百姓的利益。[文稿][课件]

隋朝大臣辛公义被任命为岷州刺史。当地风俗惧怕疾病，假如一个人患病，全家人都躲避他，父子夫妻之间互相不看护照料，毫无孝义之道，因此患病的人大多数死亡。辛公义想改变这个风俗。于是分别派遣官员巡行管辖地，凡是患病者都用床运来安置在厅堂里。辛公义亲自摆放一榻，从白天到黑夜面对病人处理政务，所得俸禄全部用来救治病人。辛公义教导百姓：过去病人之所以大多病重而死，是因为没有人照料的缘故。病人的子孙听后都很惭愧，称谢而去。从此人们开始互相关爱，陋俗被革除，全境的人都称呼他为“慈母”。[文稿][课件]

春秋时期，齐国有一年闹大饥荒。有个人叫黔敖，他煮了一大锅粥，摆在大路边，救济挨饿的人。有一个人饿得有气没力，跌跌撞撞地从大路那头走过来。黔敖看见了就大声吆喝说：“嗨，到这儿来！我让你吃个饱！”那个人抬起头来，瞪着眼睛对黔敖说：“你吆喝什么！我才不吃你的东西！”黔敖才觉得自己的态度不好，赶忙道歉。可是那个人无论如何也不肯吃，最终还是饿死了。这个故事说明扶贫要注意方式方法。[文稿][课件]

南宋大臣董煟非常善于处理知和行的关系，他编撰了一部扶贫救灾专著——《救荒活民书》，据书前自序称，其自幼便立志减轻贫苦农民水旱霜蝗之苦，后来总结历代救荒赈灾政策利弊得失，写成此书。全书三卷，全文38000余字，附《拾遗》7000余字。可见，从立志的想法到具体的实践，是扶贫工作的关键。[文稿][课件]

古代扶贫救灾也提倡扶贫的精准化，这就如同治疗某些疾病需要精准用药一样，是一种“好、省、快”的行为和举措。同时，因为这种举措具有精准性的特点，从而避免了扶贫资源的损耗，使那些真正需要被帮扶的对象能获得更多资源。[文稿][课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