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晓宇：推动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2）

一、国家治理与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

关于国家治理和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我讲三点：第一，国家治理的含义及其构成；第二，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第三，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要求、部署。

（一）国家治理和治理体系及其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体现在两个层次：一个是国家制度，一个是制度执行能力。治理能力更多体现在执行能力上，而制度更多体现在国家治理体系上。国家治理体系包括国家治理的价值追求、治理主体及其结构、具体的体制机制与法律法规安排。从学术意义上讲，制度层面更关心的是主义和体制。换句话讲，它更多是一个政治范畴。

国家治理能力是以问题和结果为导向，运用国家制度管理和解决社会各方面事务的实际能力与效果。从中性的角度看，能力与价值相关性不是很大，但它是在一定制度下运行，更多体现的是结果和解决问题的导向。从学术意义上讲，国家治理能力更多涉及到技术和职业，属于管理范畴。欧美国家强调能力提高，我们国家也强调能力提高。当然，能力是受制于一定制度的。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坚持和维护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同时也要有开放的胸怀和视野来借鉴人类治理的文明成果。从技术层面，我们要学习人类二三百年来的好经验，尤其是具体管理环节的技术职业方面，因为其具有共通性。例如学科划分——工商管理、公共管理、企业管理和政府管理，都具有管理的共性。

关于国家制度有四个问题值得关注。第一，制度具有根本性。对这个问题要从两个层面看。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个好的制度对国家治理非常重要。第二，什么是好制度。如何评价不同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到目前为止还有不同的看法。近代以来，每一个理论研究者都在苦苦追寻着一种制度，这就是一种追求。评价一种制度的好坏有不同维度。比如，我们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与西方存在区别，这往往与价值观有关系。第三，并不是一种好制度就一定能产生实际效果，这还与制度运行的环境、条件与变迁有关，所谓“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为枳”。一种制度好不好，要适合自己，正如一双鞋，自己穿着合适才是好鞋。所以中国特色的国家制度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将马列主义基本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自从1982年以来，我们党所有的报告都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制度是经过长期摸索总结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第四，中国特色制度之“特”客观上经历了两个阶段。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更多是学西方。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今天的中国发生了剧变，同时欧美国家也面临很多挑战。我们为什么强调制度自信？两个层面，一是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总结出自身的许多优势；二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欧美国家是一种学的心态，后来发现他们也遇到一些问题。因此，我们要坚定自己的制度优势，同时继续完善自身的不足之处。

从广义上看，人类有了国家以来就有治理的存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经历了几个阶段，在奴隶社会、早期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早期，我们更多的是强调统治，即：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但是，统治一个国家，没有社会功能是不行的。随着社会的变化，尤其是社会力量、社会主体的变化，国家的统治功能越来越弱，而社会功能则在强化。到后来，国家就产生了大量的管理问题，社会问题尤其是公共问题日益复杂，比如环境、核能、贫富差距、教育、医疗等。因此，管理取代了统治。再后来，我们认识到问题越来越复杂，仅靠国家公权力管不了，因此，治理取代了管理。管理取代统治是强调国家的社会属性越来越强；治理取代管理是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以及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治理问题越来越复杂，这是客观的，这就涉及治理主体的调整。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国家治理”的概念。关于国家治理，有两点很重要：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思想，这是我们的治理价值；二是我们在治理主体上强调多元化。我们提出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共同参与、法治保障以及用协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展现了治理的概念与过去的不同。

当然，任何制度都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比如，如何完善集中力量办大事？防止决策失误。因为权力集中了，一旦决策失误，就是致命的。所以既强调要坚持好、巩固好同时也要完善好、发展好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我国的国家制度总体是好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我国的制度在价值观、治理体系上有自身的特点。如何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从这个意义上讲，下一步重点在完善和发展。

国家治理能力具有以下几个维度：治理行为的职业化，以社会治理为职业。我们的干部既要讲德也要讲才，要德才同步提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特别提出建设坚强有力的党组织和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2020年10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特别提出，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提高“七个能力”（政治能力、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坚能力、应急处突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抓落实能力），勇于直面问题，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不断解决问题、破解难题。政治再坚定，没有能力也不行，所以要职业化。

治理驱动的顾客化，即以人为中心。群众利益无小事，以人民为中心不仅是一个理念，落实在实践中就是每一个治理主体，就像企业一样，顾客就是上帝。

治理主体的网络化，要处理好党委、政府与多个主体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提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

治理过程的合作化，各种主体之间要合作。

治理依据的法治化。

治理工具的多元化。什么叫治理工具？就是某一个问题最匹配的解决方式与方法。好多同志出发点是好的，态度也是好的，为什么解决问题的效果不好呢？很大一方面就是因为选择了不匹配的方式与方法。选择最匹配的方式与方法，解决问题就会事半功倍。比如，哪些问题用法治方式更好，哪些用德治方式更好，哪些用引导方式更好，这是方式方法问题，在学术上叫“治理工具”。

治理信息的技术化。当今世界处于信息时代，最大的变革是生产力变革，生产力变革影响了国家治理。所以我们要强调两句话：第一句话，信息化颠覆我们这个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信息化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们必须敏锐抓住信息化发展的历史机遇。第二句话，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要提高网络综合治理能力，通过信息技术化来提高我们的治理能力。在党委和政府做决策、服务和管理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领域中，通过信息化来提高治理能力。我们当前强调的精细化管理、网格化管理，以及电子政务、数字政府、智慧城市，都是通过信息技术化来提高治理能力的具体运行和操作。

治理效果的绩效化。绩效是讲结果的，治理不是努力了就行，需要看到结果。中国制度具有开放包容的品格，从不自我封闭，而是坚持合理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