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晓宇：推动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5）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与主要任务

按照完善和发展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要求，我们该怎么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分为三个阶段：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就；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体现。这三个阶段清晰标明了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所要达到的水平和层次，与现代化战略总进程相适应。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梳理总结了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我们要坚持下去。同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也提出了十三个方面制度的“坚持和完善”。这就告诉我们：首先要坚持制度自信，但自信不代表自大；其次，我们的制度有优势，但不代表不需要完善。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对我们的制度和治理“既不能过于理想化、急于求成，也不能盲目自满、故步自封”。尤其后面一句话，需要我们好好思考。

近代以来，在二三百年现代化的时间里，包括制度现代化和治理现代化，都是以欧美的形式为标杆的。中国开创了全新的非西方的现代化模式，用短短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解决了中国现代化的问题，这是很了不起的，所以我们要有制度自信。但是，我们在谈制度自信的同时，也没必要去攻击其他的制度，因为这既不是我们党的意图，也不利于为我们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我们既不能过于理想化、急于求成，也不能盲目自满、故步自封，同时我们自身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所以，我们在讲好“为什么能”，讲好“为什么行”，讲好“为什么好”的同时，一定牢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句话：“既不能过于理想化、急于求成，也不能盲目自满、故步自封”。它给了我们一个很清晰的定位：骨子里要自信，同时要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百花齐放。中国开创的非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包括治理道路、制度道路，解决了中国的问题，给人类提供了一种讨论和选择的空间，但我们不会把中国的模式强加给其他国家，我们秉持相互尊重的原则。

从完善角度看，中央提出要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根本领导制度是党的领导制度，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制度是根据党的经验不断调整的，比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写入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十三个方面的“坚持和完善”。

（一）继续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治理的领导力量，要继续强化党的领导，健全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与治理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是支撑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人民政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特别提到，“看一个制度好不好、优越不优越，要从政治上、大的方面去评判和把握。邓小平同志1980年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说过，‘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2014年，我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也说过：‘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制度好不好、完善不完善的三条检验标准：经济发展、老百姓生活好、有利于吸纳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人大成立60周年也讲了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几个方面，比如领导更迭是否依法有序。这其中，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变的，比如多党合作、协商民主、统一战线等。

（三）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门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问题进行研究并作出决定。我们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难题、化解矛盾，开好正门、堵住歪门，畅通群众反映诉求的渠道，提高依法依规办理效率，引导全社会增强法治观念，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良好氛围、行为习惯。比如在基层，面对老百姓利益诉求矛盾，我们应该先协商后调节，调节不了再通过法律方式来解决。   

（四）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

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定方向、谋大局、定政策、抓落实，而具体的治理主体仍然是政府。

第一，要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落实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

第二，政府治理体系要科学。要按照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的要求，完善国家行政体制，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包括“补短板”“放管服”，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

强化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要求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而不是代替具体机关来治理，这就解决了“两个积极性”问题。

（五）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求，完善相关领域制度

在新时代，我们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求，按照“5+3”的格局（“5”，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3”，军队、国防、外交），完善相关领域的制度和政策。比如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遵循经济规律发展要求，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等等。过去民生和社会治理是放在一起的，现在把民生提出来，强调了 民生的重要性。强弱项、补短板，民生是重中之重。

（六）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强调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尤其在治理腐败方面取得了骄人成绩。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党的建设方面取得巨大成绩，但是如何彻底解决腐败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比如：如何实现政治清明、干部清正、政府廉洁；如何构建不想腐、不敢腐、不能腐的格局；研究规律，包括权力的属性、资源的属性、人的属性。

权力属性。权力有自身的特点，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在国家与社会的治理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公共权力异化现象，这在任何社会中都有可能发生。我们要把握这个规律，防止公共权力异化。

资源属性。资源是稀缺的，利益的本质就来自于资源的有限性。治理国家也不能理想化。不管在个人分配环节，还是公共分配环节，资源都具有稀缺性。所以我们在配置资源的时候，要受资源稀缺性的限制。

人的属性。一方面，领导干部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另一方面，共产党员也是人，讲党性并不是否定人性。因此，我们要对掌公权力的党员领导干部标准更严一些、要求更高一点，管住关键少数，同时也要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毕竟党员领导干部也是人。

因此，我们还需要从人的属性、资源属性和权力属性等层面，进一步探讨和思考党的建设、依法治国、制度完善、完善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