耻为“窃禄人”

唐末诗人杜荀鹤在《自叙》一诗中云：“宁为宇宙闲吟客，怕作乾坤窃禄人。”杜氏出身寒微，又生活在农民战争高潮期，对黎民疾苦有一定的了解和体察，故诗作多讽时刺世，描述国家和人民的惨痛境遇。杜荀鹤官至翰林学士，能有“怕作乾坤窃禄人”的困心衡虑，这在贪官污吏盛行的封建社会委实难能可贵。

“禄”者，俸禄也，旧时指的是官吏所得的薪水。韩非子在《奸劫弑臣》中云：“事富贵，为私善，立名誉，以取尊官厚俸。故奸私之臣愈众……”一部封建社会的历史，充斥着大大小小“窃禄”的“奸私之臣”。

封建社会寿终正寝，并不表明“窃禄人”已绝迹。封建主义的遗绪一旦与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结合，便会源源不断地孕育出新生代的“窃禄人”。在反腐斗争中频频落马的那些以权谋私、收受贿赂、吞噬公款者，均属此类。其共同特征便是：利用公权力，“蚕食”甚或“鲸吞”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岂止是“窃禄”！如此的“窃禄人”必须严查，查出一个法办一个，因为他们都是不同程度地触犯了刑律，追究其法律责任自不待言。

在现实社会中，还有一类“窃禄人”也必须查一查。他们白拿纳税人给予的俸禄，却没能为纳税人办事谋利，相反，还乱缴“学费”，那些好大喜功者热衷于“形象工程”，使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蒙受重大损失。时下，似有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即惩治腐败，就是要追查那些中饱私囊的“窃禄人”，而对那些乱缴“学费”的“窃禄人”，则因不入个人腰包而予以宽恕。

西汉刘向的《说苑》在谈到为官之道时，把所有的官员分为12类，列为“六正六邪”，“六邪”之首乃是“安官会禄，不务公事，此为‘庸’”。这类“庸”字号的“窃禄人”，我们平时见得还少吗？不学无术、追名逐利者有之，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者有之，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者有之，罔顾民生、只图私利者有之；优柔寡断、议而不决者有之；决而不行、搞“花架子”者有之；无功邀赏、有过推诿者有之……这些“窃禄人”手握权势却为政平庸，毫无政绩可言，可他们却心安理得、优哉游哉地“窃”下去，尸位素餐。

“庸”字号的“窃禄人”堂堂然居位，暂且先不论其个人问题，诸如能力、素养、品行等，就机制而言，可在两个环节上发力，消除庸官滋生的土壤：一是任用选拔机制，干部的任用选拔必须是德才兼备，德是干部防贪的前提，才是干部防庸的要义；二是监管考核机制，作为干部监管的一项程序，每年都须对绩效进行严格考核，能不能通过这道坎，除了表明其清廉与否，还考量着胜任与否。

减少“庸”字号的“窃禄人”，无疑是当下干部管理的题中应有之义。改革大业，岂可让“窃禄人”仍有混迹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