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摘要:2021年,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复苏不稳定不平衡,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导致的各类衍生风险不容忽视,伴随着众多不确定因素的增多,中国经济还将面临国内外诸多风险和挑战。保持经济高质量增长依然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面对供给、需求“双收缩”的局面,中国应该采取的政策组合为供给、需求双扩张,并着力推进市场化改革,以改善市场环境。

随着中国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得到基本有效控制,经济复苏有序推进。2020年各季度宏观经济增速呈现“V”型反弹趋势,尽管预计全年GDP增速将实现超预期增长,但仍将大幅低于往年。展望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在一段时间还将持续存在,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中国经济还将面临国内外诸多风险和挑战。

一、如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尽管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冲击,高质量发展依然是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最基本要求是经济的健康、持续增长。所谓“经济健康”,就是不出现系统性、全局性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持续”的意思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出现这样的危机,最好永远不出现。在过剩经济中,经济的均衡产出决定于需求,因此,经济的高质量增长也就取决于高质量需求(以下称为“优质需求”)的增长。优质需求来源于产品创新,可以保证经济的高质量增长;而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扩大出来的需求是劣质需求,无法保证经济的高质量增长。

目前,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面临的问题都是产能过剩,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有人说,当今世界,市场是最重要的资源。产能过剩问题的核心,就在于生产能力比较大,但需求跟不上,生产出来的东西没有市场,卖不出去。

在一个产能相对过剩的经济中,需求决定了均衡产出,因此需求的质量就决定了经济运行的质量。所谓优质需求就是能够保证经济健康、持续增长的需求,凡是不利于后者的需求都是劣质需求。一个经济体中,非政府部门的总需求由消费、投资、出口三部分构成,其中,出口的质量是最高的,因为出口的商品在国外被使用,对本国的经济运行没有影响,本国只要能够顺利得到销售收入就可以了。而消费的质量取决于其边际效用,投资的质量取决于其预期收益率。所谓的优质消费需求,就是能够给消费者带来较高的边际效用的消费需求,而所谓的优质投资需求,就是能够给投资者带来较高的投资收益率的投资需求。之所以这样理解,首先要看投资的质量,一个投资项目的预期收益率越高,意味着它应对各种经营风险的能力就越强,经济当然也就越健康;其次要考虑消费的质量,消费的边际效用越高,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就越高,相关产品生产者的收益率就越高,其投资的质量当然也就越高,相应的,经济就越健康。

(一)如何扩大优质需求

在当前产能相对过剩的经济中,需求的质量决定了经济的质量,优质需求的增长也就决定了经济的高质量增长。那么,如何扩大优质需求呢?我们认为,扩大需求有两条思路,一条是提供能够给消费者或投资者带来更高边际效用或者边际收益的消费品或者投资项目;另一条是降低需求的成本。前者需要科技进步尤其是产品创新的支持,后者即为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

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认为,产品过剩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因此凯恩斯的需求管理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扩大需求。具体来看,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降低利率来刺激投资。然而,当经济中没有较高预期收益率的投资项目时,通过降低利率刺激出来的是劣质投资,资金往往流向一些过剩行业,低质量的投资需求反而加剧了产能过剩。

传统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也是通过降低需求的成本扩大消费,例如,通过降低个人所得税或者增加政府补贴的方式刺激消费需求。在产能过剩的经济中,部分产品供给过剩,消费需求已经饱和,而高质量产品供给相对缺乏,此时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虽然可以一定程度上扩大消费,但刺激出来的是低质量需求,边际效用较低。此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增加了政府的债务风险,容易引发债务危机。因此,在产能过剩的经济体中,继续使用传统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刺激出来的是低质量的需求,容易造成资产价格泡沫,会增加经济运行的风险。

扩大消费的另一条思路是提供能够给消费者带来高边际效用的产品,或者提供较高边际效益的投资项目。就投资而言,如果经济中出现了高预期收益率的投资项目,即便投资成本相对较高,企业也会有较强的投资意愿,这样刺激出来的就是高质量的投资;就消费而言,通过工艺创新提高产品质量,或者通过产品创新形成新的消费热点,创造出来的是高质量的需求。例如,随着5G网络的建设,与之相关的5G手机等电子设备层出不穷,这些新产品将提高消费者的边际效用,从而拉动总需求。

综合看来,经济的高质量增长是建立在优质需求的基础上的,而优质需求的来源是持续的创新,这种可以扩大优质需求的创新称为“需求型创新”。相比传统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需求型创新刺激出来的是具有较高边际效用或边际收益率的优质需求,从而避免了传统需求管理政策带来的产能过剩、金融危机等问题,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从美国金融危机看经济的高质量增长

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许多学者对其成因进行了讨论。部分学者认为,次贷危机是美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结果,对金融业管制的放松导致整个行业失去了监控,大量金融机构开展投机性业务,造成了金融风险的累积与蔓延。另有部分学者认为,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主要源于美国人民的过度消费,低储蓄率造成家庭负债过高,而借贷链条中的任何一环出现问题就会导致整个系统的危机。也有学者认为,次贷危机是由于全球经济结构失衡造成的,这种失衡造成了美国经常账户长期的巨额赤字,也造成了大量资本流入美国,扩大了美国的资产价格泡沫。我们认为,对金融业管制的放松、低储蓄率等并不是次贷危机发生的根源,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美国技术进步放缓导致的经济衰退。我们认为,金融危机前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是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一个非常好的案例,起初是美国经济在新产品的拉动下高质量增长,随后是新产品不足导致经济衰退,美国宏观调控当局采取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扩大需求,但扩大出来的是劣质需求,导致低质量增长,最终引发金融危机。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在于投资风险的上升,而投资风险的上升来自于低利率刺激投资的货币政策,这种低利率政策的根源是美国产品创新不足导致的经济增长缓慢。因此,2000年可以被看作美国经济的一个分水岭,产品创新的放缓是导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此前美国经济的增长是靠优质消费和优质投资的增长拉动的,因此经济增长的质量较高,经济的健康状况就较好;而此后美国经济的增长是靠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拉动的,由于需求质量较低,因此经济增长的质量较低,经不住利率上升的冲击,最终导致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

(三)对中国实现高质量经济增长的启示

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产能过剩,过去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及过度投资造成了传统制造业产能的普遍过剩,特别是钢铁、煤炭、电解铝等行业产能过剩尤为突出。2018年12月,我国采矿业、煤炭开采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0.2%、68.5%和69.8%,低于国际通常水平。此外,一些产需基本平衡的行业也存在着潜在产能过剩的问题,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给中国宏观经济的持续健康运行带来了不利影响,一方面导致一些过剩行业的产品价格下降、企业库存增加、企业亏损;另一方面导致了银行不良资产明显增加、金融风险增大。

中国需要高质量的增长,即保证经济的健康持续增长,而在产能过剩阶段,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取决于高质量需求。仅依靠传统的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无法解决产能过剩阶段面临的结构性失调问题。财政政策方面,由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较大,仅仅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发行国债来刺激内需将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容易引发债务危机;货币政策方面,如果单纯扩大货币供应量,可能导致资金流向房地产和股市,导致杠杆率进一步上升,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即使资金流入实体经济,刺激出来的投资也是劣质投资。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8)》中指出,截至2017年末,中国宏观杠杆率为248.9%,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63.6%,占宏观杠杆率的65.7%。因此,高质量增长要求需求管理政策的转变,即通过需求型创新刺激优质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如此才能实现经济的健康持续增长。

然而,中国目前科技水平离世界科技发展前沿还有一定的距离。以半导体行业为例,2016年,中国半导体销售额达到1075亿美元,占全球半导体销售额的32%,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销售市场,然而,中国半导体的自给率仍然较低。以集成电路为例,2016年中国集成电路进口额为2271亿美元,出口额为613.4亿美元,贸易差额达到-1658亿美元。

因此,在当前产能过剩的经济发展阶段,要实现高质量增长,需要扩大优质需求,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要进行产品创新。新产品的出现一方面会刺激消费需求,引导消费升级;另一方面可以提高企业的预期回报率,拉动高质量的投资。国家要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健全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机制。企业是产品创新的重要主体,在市场需求的把握、科技成果的转化方面,企业相比科研机构更有优势,因此要加强科研机构与企业研发人员的双向交流,构建企业—高校共同研发中心。要加强国际创新合作,鼓励科研人员开展学术交流,积极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整合全球创新资源。

第二,要继续引导产业结构升级。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上升,低端消费品的需求已经饱和,高端消费品需求上升,而当前我国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不匹配制约了优质需求的扩大。因此,要以高质量需求为立足点,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一方面要继续推动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强化自主创新能力,对接国际标准,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另一方面要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打造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第三,要进一步加强对外开放。一方面,深化对外开放可以拓展国际市场,增加外需,拉动本国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化反映了产业结构变动的趋势,扩大对外开放可以帮助本国企业更迅速地了解国际市场的供需状况,充分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优化资源配置,并及时进行产品结构的调整,从而倒逼国内产业结构升级。2020年5月22日,李克强总理代表国务院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讲到,要“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面对外部环境变化,要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加快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发展,提升国际货运能力。推进新一轮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积极扩大进口,发展更高水平面向世界的大市场。”由此可见,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是扩大优质需求的重要方式。

第四,通过技术进步降低成本,提高投资收益率。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降息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刺激投资的,而更加健康、持续地降低成本的方法是技术进步。例如通过工艺创新可以提高原材料利用率,降低原材料成本,通过采用先进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等等。

第五,改善管理,降低制度成本。首先,要进一步进行市场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行政审批环节,推行网上审批和服务,缩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使企业将更多精力集中到产品的研发与升级中。其次,要推动公平公正的市场监管,确保中小企业公平参与竞争,充分激发市场创新活力。最后,要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的顶层设计,建立科学合理的科研成果评价机制,为科研人员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

二、影响2021年中国经济的主要因素

(一)国际经济形势

2021年,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复苏不稳定不平衡,疫情冲击导致的各类衍生风险不容忽视。预计将有三种国际经济因素重点影响中国经济,分别是国际疫情控制因素、主要经济伙伴前景以及全球的货币、财政政策实施因素。这三种因素将对中国的出口外贸需

求、汇率稳定以及人民币资产收益产生重要影响。在国际疫情控制方面,虽然国际疫情未来可能存在反复,但其对国际经济基本面的边际影响已经不如疫情暴发之初那么强烈,国际经济形势整体处于复苏通道。在主要经济伙伴方面,根据IMF的世界经济展望显示,除中国外的全球主要经济体都难以恢复到2019年的经济增长水平,中国外贸可能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持续受到全球需求放缓的影响。在全球货币和财政政策因素方面,史无前例的全球宽松基调叠加高财政赤字率、高债务率对财政政策的约束共同推升人民币汇率上涨。

(二)地缘政治风险

2021年地缘政治风险仍将是影响中国经济的关键因素。首先是中印关系在2020年突发变故,印度方面对中国采取了限制措施,包括扩大贸易壁垒、加大投资限制、抵制应用程度等,这都将对中国的经贸造成影响。其次是中东局势再次发生转变,中东局势的不稳定将对中国对外投资企业以及能源安全方面提出挑战,一方面表现在中国能源供应受到威胁,提升了进口石油的成本,另一方面中国在中东的投资项目遭到袭击,财产将会遭受损失。

(三)中美关系

中国自加入WTO之后,不断融入全球供应链,中美经济通过贸易与投资挂钩,关系不断加深。从2018年3月开始,中美贸易摩擦爆发,最终于2020年1月15日签署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2020年以来,中美摩擦从贸易向投资、技术、人才交流等方面升级,加之中美“第一阶段协议”关税仍未全部取消,由于疫情以及地缘政治的因素,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的执行情况、中美第二阶段贸易谈判走向仍有诸多不确定性,中美在其他方面的分歧也存在较大变数,这些将影响2021年中国经济走势。

(四)汇率波动

2020年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状况和中美摩擦预期的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势总体呈现先下行后震荡上涨的趋势,波动程度较大。在人民币大幅升值的预期下,还可能给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带来影响,尤其是当前中国进一步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的政策前提下,我们正面临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的考验,人民币汇率的升值预期增加了国际资本流入中国金融市场的动力,也为金融市场带来了更多不稳定冲击。

(五)重要国际组织变动

多边贸易组织的变动以及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停摆”危机,深刻反映了近年来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下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初衷正受到威胁,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自由贸易政策可能陷入无序恶性竞争境地。由于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相对较高,如何适应全球贸易的新变化,如何在现有的全球贸易体制中提升中国的贸易话语权,将显著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

三、2021年中国经济的自然走势

(一)总需求的自然走势

1.消费

综合拉升和压低因素,预计202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将上涨。

拉升因素方面:第一,基数效应。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消费增速较低,对2021年形成了低基数效应。第二,价格因素。预计2021年影响居民日常消费的商品零售价格增速大概率上调,这将对202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的上涨起到拉升作用。第三,政策推动因素。“双循环”概念的提出将进一步发挥内需潜力,利好国内消费。第四,收入因素。2020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同比增长3.9%,实际增长0.6%(农村居民分别为5.8%和1.6%,城市居民分别为2.8%和-0.3%),消费潜力有望滞后释放。

压低因素方面:第一,经济下行。就业预期的不稳定和居民真实收入的减少共同抑制消费。第二,人口因素。随着中国人口的历史性拐点的来临,消费群体规模收缩,制约消费增长。第三,随着网络消费的发展,网络消费的常规化、规模化使得网络消费额的增速渐近峰

值,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的促进作用边际递减。第四,居民消费行为模式出现“保守化”倾向。2020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3.9%,但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减少3.5%,大幅低于收入增速,另据中国人民银行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疫情以来,居民未来收

入信心指数急剧下滑到45.9%,虽后有回升,但到三季度末仍在50%以下,较上年低4.2个百分点。

2.投资

综合拉升和压低因素,预计2021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将上涨。

拉升因素方面:第一,基数效应。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显著下滑,对2021年形成了低基数效应。第二,调结构的继续推进和新基建政策的落实。调结构的政策将推动高技术制造业投资,而新基建政策也将进一步推动整体投资的增长。

压低因素方面:第一,房地产投资增速存在下行的风险,从当前的经济形势来看,房地产投资增速不具备继续大幅上涨的基础,自然走势下,2021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应该有所下行。第二,国际经济形势趋弱及不确定性增加。

3.进出口

综合拉升和压低因素,预计2021年进出口增速都将逐步上涨。

出口方面:从拉升因素看,第一,随着全球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外需稳步恢复;第二,全球各地区疫情形势显著不同,短期内与防疫物品相关的纺织商品、医疗器械以及医药产品出口增速仍较快;第三,稳外贸政策从财税金融、贸易新业态等方面对出口企业给予支持,政策效力将逐步显现;第四,低基数效应。从压低因素看,第一,疫情影响犹在,全球经济恢复仍需时间,国际贸易整体需求萎缩;第二,中美贸易方面的不确定性。尽管“第一阶段协议”已经签署并付诸实施,但关税仍未全部取消,中美关系变数颇多,不确定性仍在。

进口方面:从拉升因素看,第一,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的实施对进口产生明显影响;第二,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复工复产推进,内需逐步恢复,利好进口;第三,低基数效应。从压低因素看,第一,国外疫情仍在蔓延,对全球供给能力形成了制约;第二,中美第二阶段谈判的不确定性提高,对进口增速形成扰动。

结合进出口两方面来看,2021年贸易顺差将有所收窄。

(二)总供给的自然走势

受国际能源价格维持低位、减税降费政策持续推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土地价格下跌等影响,预计2021年总供给自然增速将呈现一定程度的扩张,但劳动力人口比重下降、老龄化问题加剧、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出现将对2021年的总供给自然增速造成一定程度的抑制。

1.国际能源价格维持低位

由于全球经济复苏缓慢,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的扰动,预计2021年原油需求难以复苏至疫情前水平,由此导致原油价格将维持低位。此外,中美贸易谈判中中国承诺大规模进口美国能源产品,同时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这都将压低国内能源价格。石油价格的下跌一定程度减少了企业生产成本,故而对2021年总供给自然走势形成拉升作用。

2.减税降费持续推行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出台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帮助企业和个人纾困解难。2020年9月,国家税务总局等十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纳税缴费便利化改革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若干措施的通知》,表示政府将致力于持续推进减税降费政策,进一步推进纳税缴费便利化改革,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由此预计2021年中国将继续推行减税降费政策并进行便利化改革,以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减轻市场主体负担。

3.利率市场化改革

2020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在货币政策方面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在逆周期调节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有效推动了融资成本持续下降,从而有效支持了疫情防控、复工复产,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2021年货币政策将更加注重“精准滴灌”,利率市场化改革将持续推进,进而拉动总供给的自然走势。

4.土地价格下跌

受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2020年全年土地租金维持低位。我们认为,随着受疫情冲击较大的企业暂时或永久退出经营,2021年低土地需求将为剩余企业制造有利用地条件,2021年土地使用成本将总体维持低位,有利于扩张经济总供给。

5.劳动力人口比重下降

中国劳动力人口比重的下降以及老龄化加剧将长期导致工资成本上涨。数据显示,2018年的劳动力人口比重由2010年的74.5%下降至71.2%。未来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劳动人口占比将继续下降。因此,未来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将面临着劳动力供给规模减少、低龄劳动力参与率逐渐下降以及劳动力年龄人口内部结构老化等问题。这将直接导致劳动力成本增加,进而抑制总供给的自然增速。

6.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

中美关系已上升为全方位的博弈,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2020年以来,由于中美关系持续紧张,原定于8月15日举行的中美贸易谈判被无限期推迟,由于疫情原因,贸易谈判或以视频会议的形式进行,但具体的日期暂未确定,而由于中美两国疫情走势的不确定性仍存在,也让第二阶段贸易谈判充满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对总供给自然增速形成了制约。

7.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

从当前的疫情形势来看,随着新冠疫苗的逐渐上市以及对疫情的深入了解,疫情再次大规模暴发的风险的确在下降,由此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冲击也在随之递减,但不利影响仍然存在,全球经济仍处于恢复的进程中,中国的总供给自然增速也一定程度受到抑制作用。

(三)总结:中国经济的自然走势

自然走势下(即没有政策进一步干预下),2021年的中国经济将延续供需“双收缩”的局面。

供给方面,扩张性因素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维持低位、减税降费政策持续推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土地价格下跌;紧缩性因素主要是劳动力人口比重下降、老龄化问题加剧、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出现。综合来看,总供给应该是略有收缩的。

需求方面,经济下行,居民和政府收入下滑导致消费和投资增速下滑,同时全球经济尚未恢复正常,出口增速也不乐观。综合来看,总需求大概率收缩。

结合总供给和总需求的自然走势,结合2020年的低基数效应,我们判断,自然走势下的2021年GDP增速可能为5.7%左右。我们认为,供给收缩幅度会小于需求收缩幅度,预计2021年自然走势下的CPI增速较2020年有所下降,约为1.4%。总体走势前低后高,2021年通胀整体无忧。

四、2021年中国的宏观调控

(一)宏观调控的目标

2021年中国和全球经济都将继续处于恢复之中,预计下半年随着全球新冠疫苗的普及,经济形势会恢复正常。这意味着2021年从GDP的总量来看依然低于正常应有的状态,但2021年的经济增速会很高,我们预计能够达到8.5%,这主要是由于2020年基数太低,并不意味着经济恢复正常,更不意味着经济会自动达到充分就业。因此,在宏观调控中,2021年不应被经济高增速迷惑。

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对经济的影响将逐步减弱,2021年中国经济的自然增速将高于2020年。但是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将对全球经济产生中长期深远影响,全球经济长期增长仍将面临挑战,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预期目标并未出现,而是以“六保”作为实施“六稳”的着力点,突出抓好稳就业和保民生工作,促进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合理把握宏观调控节奏和力度,精准有效实施宏观经济政策。鉴于2021年经济增速本身不成问题,也不很重要,我们认为2021年也可以不再设定经济增速目标,而是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确保就业稳定。

2021年CPI增速走势依然会很大程度上受牵制于食品价格的波动,因此我们判断2021年CPI增速目标为3.0%。

受制于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带来的长期影响,2020年政府将城镇调查失业率目标提高到6%,根据实际经济运行状况,2020年下半年失业率稳定在5.7%,显示经济复苏状况好于预期。疫情前,2018年和2019年的失业率目标为5.5%,综合考虑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的恢复状况,2021年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政策目标可以相应调整为5.5%,与往年水平保持一致。

(二)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分析

依据总供求模型和对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观察,我们认为,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应该包括需求管理、供给管理、市场环境管理三大类。在三大政策中,市场环境管理是对宏观经济问题的治本之策,主要目的在于消除各种形式的市场失灵,以及存在于转轨经济中的市

场不完善、产权不清晰等问题,从而恢复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如果能够充分消除市场失灵,就不需要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政策。只有当市场失灵在短期内无法被彻底消除时,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才有发挥作用的价值。

2021年,面对供给、需求“双收缩”的局面,中国应该采取的政策组合为供给、需求双扩张,并着力推进市场化改革,以改善市场环境。

1.扩张性需求管理政策

需求扩张以财政政策为主,以“两新一重”为主要抓手。货币政策应以稳健偏宽松开局,随着全球及中国经济的恢复,应该逐步转为中性,到年底可适当退出宽松政策。

第一,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受国际疫情控制因素、主要经济伙伴的经济前景以及全球货币、财政政策实施因素,加之中美贸易脱钩等因素的影响,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但是中国的货币政策响应及时有力,总量合理适度,为保市场主体稳就业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已不需要大规模的货币扩张政策。尤其是不需要继续明显高于名义经济增速,在经济增长速度逐渐加快并接近常态运行的条件下,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速应当逐渐回归到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的状态。

第二,继续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支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5G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七大领域的支持力度,同时加大城际交通、物流、市政基础设施等投资力度,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短板,加强自然灾害防治能力建设。特别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保持适度支出强度。

第三,加大稳外贸的力度。扩大对外开放,通过双边或多边模式降低贸易壁垒,同时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2.扩张性供给管理政策

供给扩张方面,应该继续以降成本为主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减税降费政策应持续发力,继续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继续扩大对外开放。

第一,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包括企业税费负担和企业融资成本。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并向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倾斜,为相关企业提供低息甚至无息贷款,加大扶持力度。

第二,鼓励高新技术的自主研发。首先,建立起促进创新的科技金融体系;其次,制定相关各方在成果转让、股权分配等多种形式下的利益共享和分配机制,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再次,培育人力资本;最后,鼓励高新技术自主研发的同时必须重视基础研究投入。

第三,扩大对外开放,保证进口能源和原材料及其他中间投入品的供应。同时,加快服务业重点领域开放进程;放宽制造业、农业准入;继续在自贸试验区进行开放试点。

3.市场环境管理政策

市场环境管理政策方面,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简化企业生产经营审批和条件,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推进企业开办经营便利化;同时规范政府行为,加强依法治国,切实保证民营企业的产权和企业家的人身安全。

第一,以市场为导向,减少行政干预,尤其在价格制定方面,要进一步放开价格,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第二,加强依法治国,制定好相关的法律法规等监督机制、减少人为干预,约束和规范政府行为。

第三,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连贯性,不要在短期内频繁地改变政策。

第四,注意引导市场预期,防控因扩内需引致的风险,即防控资金流向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加剧。第五,保障新冠疫苗充足供应,创造安全、平稳、有序的公共卫生环境。虽然中国在抗

疫、经济复苏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但是2021年,受全球疫情控制情况影响,中国疫情控制压力仍将维持在高位。

相对于西方目前主流的仅包括需求管理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而言,包括市场环境管理、供给管理、需求管理三大类政策的中国宏观调控体系更为完整,能够形成丰富多变的政策组合,从而实现宏观经济中宏观调控目标多元化。

2021年,世界经济在后疫情时代中都将处于恢复之中,伴随着众多不确定因素的增多,中国经济的自然走势将延续供给需求“双收缩”的局面。随着经济复苏和政策衍生风险的累积,一些超常规的救助和纾困政策在2021年将逐渐淡出,如何选择政策退出的时点、退出的步幅、路径以及退出工具的组合,将成为2021年宏观经济政策抉择的重要问题,也将成为影响经济走势的核心因素之一。

综合2021年宏观经济的自然走势和政府政策的影响,再考虑到低基数效应,我们预计2021年GDP同比增长8.5%左右,CPI同比增长2.0%左右,PPI同比增长1.8%左右。因此,我们建议,2021年的政策目标仍以促就业、防风险为主,宏观调控的政策组合应是供给、需求双扩张,同时加强以改善、优化市场环境为目的的市场环境管理。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2021年作为“十四五”开局之年,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起步之年,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婧雅)

责任编辑:李贤博校对:张凌洁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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